第二冊：《現代化與否定反脆弱性》

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

第五章。透過兩兄弟的故事，看兩種不同的隨機性。瑞士如何不是由上向下控制。平常世界和極端世界的不同。城邦國家、由下而上政治體系的優點，以及自治市雜訊的穩定作用。

第六章。喜歡隨機性的系統。物理學之內和之外的退火。解釋過度穩定的有機體和深奧系統（政治、經濟等）造成的影響。唯理智論的缺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假穩定。

第七章。介紹天真的干預和醫療傷害，這是最為人忽視的現代化產物。雜訊和訊號，以及來自雜訊的過度干預。

第八章。預測是現代化的產物。

第三冊：《非預測的世界觀》

第九章。胖子東尼能夠嗅出脆弱性，尼洛吃得很久的午餐，以及揩脆弱推手的油水。

第十章。特里費特教授拒絕吃自己開的藥，以及我們借重塞內加和斯多噶學派，解釋為什麼每一樣反脆弱的東西，上檔利益必然多於下檔損失，因此能從波動、錯誤和壓力因子獲得利益——這稱作基礎不對稱。

二、反脆弱

有些東西會從震撼得到好處；當暴露在波動、隨機、混亂和充滿壓力因子的環境中，它們反而茁壯成長，而且喜歡冒險和不確定。但是這種現象儘管到處都有，脆弱（fragile）一詞卻找不到剛好相反的詞。且讓我們稱之為反脆弱（antifragile）。

反脆弱不只是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而已。堅韌可以抗拒震撼，保持原狀；反脆弱表現得更好。任何與時俱變的東西，例如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體系、技術創新、文化與經濟成就、企業生存、美食食譜（例如雞湯，或者加一滴干邑白蘭地〔Cognac〕的韃靼牛排）、都市的崛起、法律體系、赤道雨林、細菌的抗藥性⋯⋯等，都具有這個特質。連我們作為地球一種物種的存在也是一樣。反脆弱性決定了活著的有機物（或者深奧的體系，例如人的身體）和呈現惰性的東西（例如桌上的訂書機等物體），兩者之間的差別。

反脆弱喜歡隨機和不確定，而這也表示——十分重要——它喜愛某一類的誤差。反脆弱性有一種奇特的性質，允許我們去處理未知，可以不必了解它們便放手去做——而且做得很好。且讓我講得更白些：由於反脆弱這個特性，大致來說，我們比較長於做事，拙於思考。任何時候，我寧可愚蠢而反脆弱，也不想極為聰明卻脆弱。

我們很容易看到身邊的事物喜歡某種程度的壓力和波動：例如經濟體系、你的身體、你的營養（糖尿病和阿茲海默症，似乎主要來自飲食缺乏隨機性，以及缺乏偶爾挨餓的壓力因子）、你的心靈。甚至有一些金融契約具有反脆弱性：有人將它們設計成能從市場的波動中獲利。

反脆弱讓我們更了解脆弱。正如我們沒有減少疾病就無法改善健康，或者不曾減少虧損便 無法增進財富，反脆弱性和脆弱性落在一條頻譜上，只是程度有別。

非預測性

理解反脆弱性的機制，我們可以建立起系統性且寬廣的指導方針，在商業、政治、醫療和一般生活中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非預測性的決定——在未知占優勢的任何地方，在充滿隨機、無法預測、不透明，或我們對事物的了解不完整的任何情況中，都能做出決定。

研判某樣東西是否脆弱，遠比預測發生某件事可能傷害它要容易。脆弱性是可以衡量的；風險則無法衡量（除了賭場，或者有些人自稱是「風險專家」）。我所說的「黑天鵝」問題——我們不可能計算重大稀有事件的風險，並且預測它們是否發生。有些東西受波動傷害到底有多敏感，很容易處理，比預測會造成傷害的事件是否發生好著手。所以我們建議顛覆現在的預測、預言和風險管理方法。

我們建議在每個應用的領域或地區，根據一些準則，透過減少脆弱性或者善用反脆弱性，以脫離脆弱，邁向反脆弱。運用簡單的不對稱性測試，十之八九總能察覺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任何事物只要從隨機事件（或者若干震撼）得到的上檔利益（upside）多於承受的下檔損失（downside），就是反脆弱；反之則為脆弱。

請砍我的頭

如果我們沒給反脆弱性通用名稱，不妨到神話中找個相當的東西。神話透過強而有力的比喻，表現歷史智慧。羅馬人取用希臘的一則神話說，西西里暴君戴恩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II）令阿諛奉承的朝臣達摩克里斯（Damocles）參加奢華的宴會，但將一把劍用馬尾上的一根毛綁在天花板上，對準他的頭。馬毛承受壓力，最後一定斷掉，接下來會是血淋淋的畫面，引起高聲尖叫，然後是古代的救護車出動。達摩克里斯十分脆弱——劍刺進他的頭，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另一則古代傳奇，則是希臘人借用古閃米特族和埃及的傳奇故事。鮮豔奪目的不死鳥菲尼克斯（Phoenix），每次引火自焚之後，就會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牠總是會回到原始的狀態。菲尼克斯正是我長大成人所居住城市貝魯特的古代象徵。傳奇故事說，貝來圖斯（Berytus；貝魯特的古名）在將近五千年的歷史中，曾被摧毀七次，但是重新站起來七次。這個故事似乎相當可信，因為我親眼看到第八次；我的童年快結束時，貝魯特的中央地區（這座都市的古城）因為血腥的內戰，第八次被夷為平地。我也見到它第八次重建。

但是展現最新樣貌的貝魯特，重建之後比起上次更好——而且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反諷：西元五五一年的地震將羅馬法學院埋在地下，竟在重建時被人發現。這有如歷史給的紅利（但是考古學家和不動產開發商公開相互辱罵）。這已經不是菲尼克斯了，而是超越強固的其他某種東西。這將我們帶到第三個神話比喻：九頭蛇海德拉（Hydra）。

你如何創新？首先，試著陷入麻煩之中。我的意思是說嚴重的麻煩，但不是那種叫人一蹶不振的麻煩。我認為——不是推測而已，而是深信——創新和精明是受到有其需要的原始情況激發，後來的發展卻遠遠不止於滿足那種需要（例如從原先的發明或嘗試發明的意外副作用而來）。這個主題當然有一些經典的想法，就像拉丁諺語說的，精明來自飢餓。這個觀念普遍存在於經典文獻：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作品說，患難激發才智，翻譯成布魯克林英語，意思是：「當人生給你一顆檸檬⋯⋯」

從面對挫敗的過度反應而釋出的過剩精力就是創新！

古人給我們的訊息，遠比表面上所見還要深沉。現代人在許多層級上使用的創新和進步方法與觀念，和古人背道而馳。我們傾向於認為創新來自官僚機構的撥款、經由規劃，或者找來得獎無數的創新與創業教授（從來不曾有過任何創新）教哈佛商學院的學生，或者聘用顧問師（從來不曾有過任何創新）。這是一種謬誤——不妨看看從工業革命到矽谷的崛起，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技工和創業家，對各種科技大躍進所做的不成比例貢獻，你便能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雖然反證歷歷在目，而且能從古人（或者祖母）免費汲取智慧，今天的現代人還是試圖從安逸、安全和可預測的情況中去發明，而不接受「需要其實是發明之母」的概念。

許多人和偉大的羅馬政治家御史加圖（Cato the Censor）一樣，認為安逸（幾乎任何形式的安逸）是邁向浪費之路。①他不喜歡安逸來得太容易，因為擔心人的意志會因此薄弱，而且他不只擔心個人如此，也擔心整個社會向下沉淪。寫這些段落時，我們正活在債務危機之中。整個世界不曾那麼富有，卻也不曾背負那麼重的債務，靠借來的錢過活。紀錄顯示，整個社會愈富有，我們愈難量入為出。和匱乏比起來，我們較難因應豐盛。

航空業最近觀察到飛機自動化對駕駛員構成的挑戰不足，導致飛行對他們來說太過舒適，舒適到危險的地步，加圖聽了一定會笑出聲來。由於挑戰太低，駕駛員的注意力渙散和技巧遲鈍，反而造成飛行意外，導致傷亡。一部分問題在於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要求業者多利用自動化飛行技術。但是幸好ＦＡＡ最後弄清楚問題出在哪裡；它最近發現駕駛員經常「把太多的責任推給自動化系統」。

如何贏得賽馬

據說最好的馬和速度較慢的馬比賽會輸掉，但和更強的對手比賽卻會獲勝。由於缺乏壓力因子、反毒物興奮效應、缺乏挑戰而出現補償不足，一等一的馬就會遇弱則弱。十九世紀的巴黎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寫道：「信天翁的巨大翅膀使牠走路不便」——許多人修微積分丙的成績，比修微積分甲的成績要好。

過度補償的機制隱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如果跨洲飛行感到疲累，不妨到健身房流點汗，而不是躺在床上休息。此外，有個很多人都知道的妙招是，如果你希望趕緊做好某件事，就將那件事交給公司裡面最忙（或者次忙）的人去做。大部分人都會把閒暇時間浪費掉，因為在那段時間內，他們好像得了官能障礙症，懶散而失去動力——他們愈忙，做起其他的事情愈起勁。這也是過度補償在作用。

我發現發表演說也有個妙招。會議主辦單位總是告訴我，講話一定要講得很清楚，像電視節目主持人那樣字正腔圓，甚至可能得在台上跳舞，以吸引聽眾的注意。有些人想將作者送去上「演說學校」——曾經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我掉頭就走，當下決定換掉出版商。但我發現，耳語比高喊要好。最好是讓聽眾稍微聽不清楚。我在當場內交易員（pit trader；一種很瘋狂的人，站在擁擠的地方，高喊尖叫，不斷競價）時，得知一個人發出的噪音和他的社群等級（pecking order）成反比：就像黑手黨老大，力量最強的交易員所講的話，別人聽得最不清楚。一個人應該有足夠的自制力，促使聽眾用心傾聽，因為這會逼得他們進入知性上超速運轉的模式，全神貫注。曾經有人稍微研究過注意力的這種矛盾：有經驗證據支持關於「不流暢」（disfluency）造成的影響。心理上努力做一件事，會使我們像汽車換檔那樣換到更高速的檔，啟動精力更旺盛和更具分析力的大腦機制。②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和心理分析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總是講得讓聽眾如癡如醉。他們和打扮光鮮亮麗的演說者，或者受過輔音訓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剛好相反。

同樣或者類似的過度補償機制，使我們在少量的背景隨機雜訊中更加專注，好像為了抗拒那種雜訊，反而有助於提升我們的心理專注力。想想人在快樂的時光中，具有一種非凡的能力，能夠過濾掉雜訊，並在其他那麼多高聲的談話中區辨訊號。所以我們不只變得過度補償，有時候也需要雜訊。我和許多作家一樣，喜歡坐在在咖啡廳裡，就像他們說的那樣，在阻力下工作。有些人就寢時愛聽樹葉的沙沙聲或者浪濤聲：甚至有古怪的電子新發明會製造「白噪音」③，幫助人們睡得更好。這些令人分心的小小聲音，就像毒物興奮效應那樣，在某個限度之內發揮它們的效果。雖然我還沒試過，但我確定在希斯洛（Heathrow）機場的飛機跑道上寫字會很難。

以備餘的形式呈現的反脆弱反應

那次倫敦之行，聽到「創傷後」一詞，我腦中的某個東西亮了起來。我當下了然於心，曉得這些反脆弱的毒物興奮效應只是一種備餘（redundancy）的形式，於是大自然所有的觀念在我心中交會。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備餘。大自然喜歡給自己過度的保險。

人造的機械和工程新發明，產生的簡單反應相當複雜，卻不「深奧」（complex），因為它們缺乏相互依存性。按個鈕，例如按下電燈開關，便會得到正如你所要的反應，結果不可能曖昧不明，就算在俄羅斯也是一樣。但深奧系統的相互依存程度很高。你需要從生態環境的角度去思考：消除特定的動物，就會破壞一條食物鏈：獵食者會挨餓，獵物的生長則會不受節制，結果造成錯綜複雜和一連串瀑流式的副作用。迦南人、腓尼基人、羅馬人，以及後來住在黎巴嫩山上的人，消滅獅子之後，愛吃樹根的山羊數量暴增，導致山區林木消失，而這樣的後果，事先很難預料。同樣的，關閉紐約一家銀行，會從冰島到蒙古產生漣漪效應。

在深奧的世界中，「因」本身的概念值得懷疑；我們不是幾乎不可能察覺它，就是根本無法定義它——這是我們不該看報紙的另一個理由，因為它們總是在為各種事情找原因。

壓力因子是資訊

現在談到深奧系統的要義。深奧系統包含交互作用的各個部分，它透過壓力因子，或者由於這些壓力因子，將資訊傳送到這些成分。你的身體不是透過邏輯官能、智力，以及推理、運算、計算的能力得到環境資訊，而是透過壓力、經由荷爾蒙，或者我們還沒有發現的其他傳訊物質。我們見過，在你（短暫）受雇於鋼琴搬運公司之後，你的骨頭會因為承受重量而變得更強。下個耶誕假期，如果你進入無重力太空站一遊，或者花很多時間騎自行車，那麼骨頭會衰弱（極少人知道這件事）。如果你一整個夏天待在蘇聯式的合作農場，你的手掌會長繭。你的皮膚在冬天會變亮，夏天會變暗（尤其是如果你有地中海地區的血統，但愛爾蘭或非洲後裔，或者來自一整年氣候變化比較不大的其他地區，則比較不可能這樣）。

此外，錯誤和它們帶來的後果是資訊；小孩子的邏輯官能不是很發達，所以疼痛是唯一的風險管理資訊。對深奧系統來說，一切都是為了資訊。而且，資訊傳輸機制遠比我們觸目所及還多。我們將其稱之為因果不透明性（causal opacity）：我們很難看出從因到果的箭頭，使得標準的邏輯和不少的傳統分析方法不適用。我說過，特定事件的可預測性很低，而可預測性會那麼低，是因為這種不透明性。不只如此，更由於非線性的存在，我們需要高於一般系統的可見性——可是我們得到的卻是不透明性。

再拿骨頭來說。我偏愛骨頭，接下來要討論的觀念，重點放在舉起重物，而不是利用健身房的機器。從我找到傑拉德．卡森提（Gerard Karsenty）和他的同事在二○○三年《自然》（Nature）期刊發表的一篇論文後，便迷上了骨骼。人們傳統上一直認為老化讓骨骼退化（骨質密度下降，變得更脆），好像荷爾蒙只有可能帶來單向的關係（女性在停經後開始有骨質疏鬆症）。卡森提和其他研究人員此後進一步研究發現，反過來說大致上也是對的：骨質密度下降和骨頭健康退化也造成老化、糖尿病，男性則喪失生殖能力和性功能。我們無法將深奧系統中的任何因果關係獨立出來。此外，骨頭的故事和人們對相互依存關係的相關誤解，說明了缺乏壓力（本例中是指骨頭承受重負）可它p何導致老化，以及剝奪渴望壓力的反脆弱系統所承受的壓力因子，如何帶來很大的脆弱性，並且傳送到本書第二冊所探討的政治體系。上一章談到我觀察且試著模仿的萊尼運動方法，似乎除了強化肌肉，也能給骨頭帶來壓力和強化骨頭——他不是很懂其中的機制，卻以試探啟發的方式，發現承受重量對他的系統能做某些事情。圖二中的婦女由於終生頭頂水罐，健康十分良好，體態也非常優美。

我們的反脆弱性存在一些條件。壓力因子發生的頻率有它的重要性。急性壓力因子對人的好處，優於慢性壓力因子，尤其是在前者發生之後，有充分的復原時間，因此允許壓力因子執行傳訊機制的功能。舉例來說，看到一條蛇從我的鍵盤爬出來，或者吸血鬼進入我的房間，情緒大受震撼之後，經過一段夠長的舒緩期（喝了洋甘菊茶和聽了巴洛克音樂），恢復控制情緒，將對我的健康有益。不過前提當然是我在使盡渾身解數，像英雄般戰鬥，殺掉蛇或吸血鬼之後，能夠站在死屍旁照張相。這種壓力因子當然比主管、抵押貸款、稅務問題、拖拖拉拉不申報所得稅而感到內疚、考試壓力、雜事、電子郵件尚未回覆、表格尚未填寫、每天通勤上下班等溫和但持續不斷的壓力要好，因為這些事情讓你覺得身陷在生活中難以自拔。換句話說，這些壓力是文明帶來的。事實上，神經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前面那種壓力因子對我們的健康有其必要，第二種則會傷害我們的健康。要知道承受低水準的壓力因子，卻缺乏復原期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不妨想想所謂的中國水刑：一滴水不斷掉在頭上相同的位置，始終不讓你有復原的機會。

海克力斯控制九頭蛇的方式，就是燒灼剛砍掉頭部之處的傷口，防止頭部再生，而展現反脆弱性。換句話說，他干擾了九頭蛇的復原機會。

表二列出兩種類別之間的差異。請注意機械和有機之間可能存在中間步驟，但情況傾向於集中在一邊或另一邊。

表二　機械與有機（生物或非生物）
機械，非深奧	有機，深奧
需要不斷修補和維護	自我療癒
厭惡隨機性	喜愛隨機性（小變異）
不需要復原	需要在壓力因子發生之間能夠復原
不存在相互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性很低	相互依存性高
壓力因子造成材料疲乏	缺乏壓力因子導致萎縮
因為使用而老化（磨損和耗蝕）	因為不使用而老化②
震撼之後補償不足	震撼之後過度補償
時間只帶來衰老	時間帶來老化和衰老

因此，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大自然和個別有機體之間存有緊張關係。

每一個活的東西或者本質上有機的東西，生命都有限，最後會死亡——連聖經裡長壽的麥修徹拉（Methuselah）也活不到一千年。但它們通常是在繁殖後代之後死亡，而後代的基因密碼不同於上一代，資訊已經修改。麥修徹拉的基因資訊仍然存在於大馬士革、耶路撒冷，當然也存在於紐約的布魯克林。大自然不覺得它的成員在生殖能力耗盡之後還有什麼大用處（也許除了動物群居的特殊狀況之外，例如人類和大象需要祖母，協助其他成員扶植後代當家作主）。大自然喜歡在資訊的層級上，也就是以基因密碼的形式，讓遊戲繼續進行下去。所以有機體需要死亡，好讓大自然具有反脆弱性——也就是說，大自然懂得見機而作、冷血無情和自私自利。

我們來做個假想實驗，想像有一種不死的有機體，也就是它沒有到期日。為了存活，它將需要完全適應環境中所有可能發生的隨機事件，也就是未來所有的隨機事件。隨機事件令人討厭的特質，就在於它的隨機性。它不會預告到來的時間，好讓有機體做好準備，先行調整，以承受震撼。不死的有機體有必要事先適應所有這些事件。隨機事件發生之後才來因應，為時已晚，所以有機體需要做好準備，以承受震撼，否則只好說再見。我們談過，人體會擁有稍多一點的能力，以因應壓力因子，但這樣的效率仍然很低；它們仍然無法預見將來。它們可以準備迎接下一場戰爭，卻無法打勝仗。事件發生之後才來適應，不管速度有多快，都嫌遲了一點。①

有機體為了永生不死，需要絲毫不差地預測未來——近乎絲毫不差還不夠。但是大自然讓有機體一次只活一段時間，在連續的世代間加以修改，就不需要預測未來的情況，只要對事物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有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就行。事實上，甚至連模糊的方向也不需要。每個隨機事件會以生態變異的形式帶來它本身的解藥。看起來好像大自然每一步都會自我改變，而且每一刻都在修改它的策略。

從經濟和體制生活來談論這件事。如果由大自然掌控經濟的運作，它絕對不會持續不斷去拯救活著的成員，讓它們永遠活著。它也不會有永遠的政府和負責預測的部會，去試著智取未來——它不會讓美國行政管理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騙術高手犯下這種知識傲慢的錯誤。

如果我們將歷史看成是和大自然類似的深奧系統，那麼它和大自然一樣，不會讓任何一個帝國永遠統治地球——即使從巴比倫人到埃及人，到波斯人，到羅馬人，到現代的美國，每一個超級強權都相信它能永久統治，並且成功製造出一些歷史學家，為那樣的看法提出理論依據。系統會受到隨機性——以及不可預測性——的影響，建立起一個超越強固的機制，每一代都見機而作，自我改造，結果整個群體和物種不斷在變化。

「黑天鵝」管理學入門課程：大自然（以及像大自然的系統）喜歡有機體之間存在多樣性，而不是在永生的有機體之內存在多樣性，除非你像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或者存在於亞洲的宗教裡面，或者像克里希伯斯或艾彼科蒂塔斯的斯多噶學派（Stoicism of Chrisippus or Epictetus）的多神論那樣，將大自然本身視為永生的有機體。如果你遇到研究文明的歷史學家，不妨試著向他解釋這一點。

我們來看看進化如何從隨機和波動（當然是在某種劑量之內）得到利益。除非發生極度的震撼，導致某一物種滅絕，否則在某一限度內，系統內部的雜訊和騷動愈多，最適者繁殖和隨機突變在定義下一代的特質方面，造成的影響愈大。假設一種有機體產生十個後代。如果環境十分穩定，十個後代將全數能夠繁殖。但如果環境不穩定，導致其中五個後代消失（可能是因為平均體質比存活下來的兄弟姐妹孱弱），那麼能夠繁殖的後代，是進化認為（總的來說）比較好的，使得基因經過某種適應。同樣的，如果後代之間因為偶然的隨機自發性突變、基因密碼複製錯誤而出現變異，那麼最好的後代會繁殖，因而增進該物種的適應力。所以進化從隨機得到利益的途徑有兩條：突變的隨機性以及環境的隨機性——兩者都以類似的方式，導致存活下來的下一代特徵出現變化。

即使在某個極端事件發生之後，整個物種滅絕，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這是整個遊戲的一部分。進化仍在運作，因為存活下來的其他物種適應力最強，從消失的恐龍手中接掌世界——進化並不是為某一物種效力，而是為整個大自然效力。

因此，我們人類害怕第二種變異和天真的脆弱系統，於是用保護它們的方式，反而阻止它們形成反脆弱性。換句話說，每當適合使用時，這一點都值得一提再提：避開小錯誤會使大錯誤更為嚴重。

中央集權國家和約翰的所得類似；城邦國家的模式則和喬治相近——約翰有個大雇主，喬治則有許多小雇主——所以他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雇主，因此任何時點，「有更多的選擇」。前者產生穩定的錯覺，但那是脆弱；後者有易變的錯覺，但具有強固性，甚至呈現反脆弱性。

你在系統中看到的變異愈多，它愈不容易受「黑天鵝」傷害。現在拿瑞士的故事，來探討以上所說如何適用於政治體系。

列寧在蘇黎世

最近我在蘇黎世一家小館子改裝的豪華餐廳，看著價格超貴的菜單，不知如何點餐，因為價格至少是美國品質相當的餐館的三倍。全球最近這一場危機，使得瑞士的安全天堂地位更勝以往，導致它的貨幣匯價急遽上揚——瑞士是世界上反脆弱性最強的國家；它從其他地方發生的震撼得到利益。我的朋友是一位作家，對我說，以前住過這裡的列寧（Lenin），常和達達派詩人崔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在這座館子下棋。沒錯，後來改名為列寧（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的俄羅斯革命家，曾在瑞士待過一段時間，炮製他的由上而下偉大現代國家藍圖，後來並在中央極權國家控制下，展開規模最大的人類實驗。我突然覺得，列寧待過的這個地方有點怪異，因為幾天前我在日內瓦湖畔的蒙特勒（Montreux）參加一場會議，地點正好選在俄羅斯流亡貴族、受害於列寧的瓦拉迪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度過餘生最後二三十年的相同飯店。

我覺得有趣的是，紅白兩派都庇護，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和他們後來取而代之的白俄貴族都受到庇護，似乎是海爾維第共和國（Helvetic Confederation；譯註：瑞士的官方全稱）的主要業務之一。蘇黎世、日內瓦或洛桑等大都市，都能見到政治難民來這裡尋求庇護：例如被回教徒推翻的流亡伊朗皇室，以及最近執行「Ｂ計畫」的非洲當權者。連伏爾泰也曾躲在日內瓦近郊、靠近法國邊界的弗尼（Ferney）一段時間（弗尼那時甚至還沒有加入共和國）。伏爾泰這個受到很好保護卻惹人厭的人，在侮辱法國國王、天主教會或其他權威之後，倉卒逃到弗尼——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他也有尋求財務保護的誘因。伏爾泰是白手起家的富裕商人、投資人和投機交易人。值得一提的是，他有不少財富是來自面對壓力因子的反脆弱性，在流亡之初開始累積財富。

因此，和伏爾泰一樣，也有其他各種難民來到這裡：來自動盪地區的財務難民，可以從他們昂貴卻無趣的服裝、索然無味的語言、做作的禮儀，以及昂貴（閃閃發亮）的手錶看得出來——換句話說，他們和伏爾泰不同。可是他們和許多富人一樣，覺得有權在講完笑話之後自己先笑起來。這些（單調乏味）的人不是來尋求人身的庇護；尋求庇護的是他們的資產。雖然有些政治人物可能喜歡躲得離法國或英國政權遠遠的（法國和英國是消磨週六晚上比較刺激的地方），但他們絕對想要在瑞士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就經濟面來說，這是世界上最強固的地方——而且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

隨機性在搜尋方面運作得很好——有時比人還要好。納森．米佛德（Nathan Myhrvold）介紹我看《科學》（Science）在一九七五年刊登的一篇深具爭論性的論文，提到隨機鑽採優於當時應用的任何搜尋方法。

而且說來矛盾，所謂的混沌系統（經歷稱作混沌的一種變異）可以在加進隨機性之後，讓它們穩定下來。我見過一位醫學院學生展示這種奇怪的效應。他找來一張桌子，讓它的表面穩定地震動，然後讓一些球受桌面震動的影響，在上面隨便亂跳。穩定的震動起初使球胡亂彈跳，很不優雅。然後，好像變戲法般，他扳動一個開關，彈跳變得很有秩序且順暢。他所用的魔法，不是消除混沌，而是加進隨機，完全隨機但低強度的震動。改變方法，球的彈跳便從混沌變得有秩序。看完這個漂亮的實驗，我十分激動，很想告訴街上遇到的陌生人：「我愛隨機！」

政治退火

我們很難向一般人解釋壓力因子和不確定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你可以想像，向政治人物解釋這件事會是什麼樣子。但這正是最需要某種隨機性劑量的地方。

曾經有人給我看過一部電影的腳本，內容是根據一則寓言，說有個城市完全靠隨機性統治——非常波赫士（譯註：豪爾瑟．路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是阿根廷作家、詩人）。每過一段時間，統治者就會隨意指定居民在市內扮演某種新角色，例如屠夫現在改做麵包，麵包師變成囚犯等等。最後人民群起反抗統治者，提出要求，說穩定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

且讓我們把這種敦促他人接受幫助稱作「天真的干預」。接著就來探討它的成本。

干預與醫療傷害

以切除扁桃腺為例來說，雖然有些人接受治療之後得到被人大肆吹噓的好處，但是接受不必要治療的孩子卻遭到傷害。兩者相抵造成的淨損失有個名稱，也就是因為治療而受到（通常是隱形或者延後出現）的傷害超過利益，稱作醫療傷害（iatrogenics），字面上的意思是「醫療者造成的」。iatros在希臘文中的意思是醫療者。我們將在第二十一章指出，你每次去看醫生和接受治療，就會承受這種醫療傷害的風險，分析的方式應該和我們分析其他取捨的方式一樣：將機率性利益減去機率性成本。

醫療傷害有個經典的例子，那就是於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去世的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我們有足夠的證據相信，他的醫生對於他的死亡要負很大的責任，或者至少是加快他的死亡，因為當時的標準醫療方法包括放血（放掉五到九磅的血）。

醫療者造成傷害的風險為人忽視，而且視你如何解讀而定，直到盤尼西林問世之前，醫療這一行的資產負債表大致是負的——看醫生會提高你的死亡風險。而且隨著時間的推展和知識的累增，醫療傷害似乎與日俱增，在十九世紀末達到高峰。現代化，真的要謝謝你：「科學進步」、臨床診療的出現和取代家庭治療，造成死亡率激升，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所說的「醫院熱」——萊布尼茲（Leibniz）曾經稱這些醫院為死亡溫床（seminaria mortis）。死亡率增加的證據十分明顯，因為所有的受害人都集中到一個地方：人們死在這些機構裡面，而待在這些機構外面本來是可以存活的。因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聞名的奧匈醫生伊格納茲．塞梅爾威斯（Ignaz Semmelweis）觀察到，在醫院中生產的婦女，死亡率多於在街頭產子。他稱主流派醫生為一群罪犯——他們的確是。那些繼續害死病人的醫生，不能接受他提出的事實或對那些事實採取行動，因為他「沒有理論」支持觀察到的事情。塞梅爾威斯陷入精神抑鬱狀態，無力阻止他看到的謀殺行為，所以痛恨主流機構的態度。非常諷刺的是，他最後住進精神病院，並且因為他一再警告的相同醫院熱而死在那裡。

塞梅爾威斯的故事令人鼻酸。這個人受到懲罰、遭到羞辱，甚至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大聲說出真相而死。最糟的懲罰，是他在面對風險和不公平的時候無能為力。但是這個故事也有圓滿的結局：真相終於浮現，他的使命最後得到報償，只是晚了一些。我們最後得到的教訓是：不能期待桂冠帶來真相。

在醫療傷害的領域，醫藥業相對是個好消息，或許是唯一的好消息。我們看到那裡有問題，因為今天情況開始受到控制；它現在只是我們所說的做生意成本，不過在美國因為錯誤醫療而害死的人，仍然是車禍死亡人數的三倍（醫生接受這個數字）到十倍之間。一般認為，醫生造成的傷害——不包括醫院病菌帶來的風險——導致的死亡，多於任何單一癌症。醫療機構使用的決策方法，仍然不顧適當的風險管理原則，但是醫療技術不斷進步。我們必須擔心製藥公司、遊說者、特殊利益團體鼓勵我們接受過度的治療，以及並非立即顯現的傷害便不算是「錯誤」的做法。製藥公司隱匿醫療傷害，並將它們分散出去，而且這樣的做法與日俱增。當外科醫生切錯腳，或者在錯誤的腎臟動手術，或者當病人死於錯誤的藥物反應，我們很容易評估醫療傷害。但當你想像或者發明一種精神疾病，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或者抑鬱症，而給孩子用藥，不讓他們奔出牢籠，長期的傷害大致上難以確定。醫療傷害因為「代理問題」或者「委託代理問題」而更加複雜。這是指一方（代理人）的個人利益，和利用他所提供服務的人（委託人）的利益背道而馳。舉例來說，證券營業員和醫生存有代理問題，因為他們最後的利益在於本身的活期存款帳戶，不是你的財務和醫療健康，所以給你建議的人，目的是圖利自己。或者，政治人物念茲在茲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

至少在西元前第四世紀，醫療專業已經知道醫療傷害——「首重治病不可傷害病人」（primum non nocere）是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的第一原則，並且納入每一位醫生開始執業前所念的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es Oath）中。醫療專業花了約二十四個世紀，才適當地執行這個非常好的觀念，雖然多年來背誦不傷害的誓詞，「醫療傷害」一詞直到最近，也就是數十年前，才被人經常使用——這時已經造成很多傷害。在作家布萊恩．艾波雅（Bryan Appleyard）介紹我認識這個詞之前，我壓根兒不知道確切的說法（我以前是用「意想不到的有害副作用」一詞）。現在讓我們暫時離開醫療專業（大約十來章之後再回來），將從醫療專業誕生的這個觀念，應用到生活的其他領域。由於沒有一種干預能免於醫療傷害，傷害的來源在於否定反脆弱性，以及認為我們人類有必要出手，好讓各種事物順暢運轉。

想要執行一般化的醫療傷害意識，未免唱高調。醫療專業之外的論述相當缺乏醫療傷害的概念（再說一次，醫療專業的學習速度相當緩慢）。但是就像藍色本來沒有名稱，給某樣東西取個稱呼，有助於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它。我們將把醫療傷害的觀念推進到政治、經濟、都市規劃、教育和更多的領域。我曾經在這些領域中，試著和顧問師、學者討論它，卻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麼——或者認為他們有可能成為傷害的來源。事實上，去找抱持懷疑態度的人一談，他們通常會說你「反對科學進步」。

但是我們可以在某些宗教文獻中找到這種概念。《可蘭經》提到：「自以為公義的人錯了。」

總結而言，任何天真的干預都不可以有，即使只是干預，也會造成醫療傷害。

醫療傷害的相反

雖然想要幫助別人卻造成傷害，已經有個名詞，相反的狀況，也就是想要傷害他人，最後反而幫了大忙的，卻不知如何稱呼。只要記住攻擊反脆弱性會適得其反就好。舉例來說，駭客使得系統更為強大。或者以艾茵．蘭德為例來說，一味苛評反而讓一本書的銷路更廣。

無能有兩面。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自編自導的電影《金牌製作人》（The Producers）中，紐約兩個搞戲劇的人本來要拍大爛片，票房卻開出長紅，因而惹禍上身。他們將一齣百老匯電影賣給好幾個投資人，以為只要電影拍得差，多出來的錢就會歸他們所有——如果投資人砸下去的錢沒有得到回報，他們的計畫就不會被發現。問題在於他們非常賣力地拍爛片——稱作《希特勒之春》（Springtime for Hitler）——由於技術很爛，竟然拍出一部賣座電影。他們先入為主的成見並沒有阻礙他們，因而拍出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我在交易這一行，也看到類似的反諷：有個人非常不滿年終獎金領得少，所以拿雇主的錢下很大的賭注——想不到賺了很多錢，多於他真的刻意這麼做所能賺到的錢。

資本主義背後的觀念，或許是反醫療傷害效應，得到始料未及但沒有那麼始料未及的後果：系統將個人追求自利的目標（或者正確的說，不見得是對人有好處的目標），轉化為對整體有利的結果。

高處的醫療傷害

有兩個地方特別容易受到缺乏醫療傷害意識的傷害：社會經濟生活和（如同我們在塞梅爾威斯的故事中看到的）人的身體。這兩個地方，我們一向能力低，卻喜歡干預，並且不尊重自發性的運作和痊癒——更別提成長和改善。

如同我們在第三章見到的，有機體（生物或非生物）和機器是有差別的。工程取向的人，喜歡把每一件事當工程問題看待。這對工程問題很好，但當你處理的是貓的問題，找獸醫會比找工程師好得多——更好的是，讓你家的寵物自行痊癒。

表三列出各個領域試圖「改善情況」的做法，以及產生的影響。請注意非常明顯的一件事：所有的例子中，這樣的做法都等於否定反脆弱性。

表三 各領域中令情況變得脆弱的干預做法及其產生的影響
領域	干預的例子	醫療傷害╲成本
醫療、健康	過度治療 穩定餵食、熱度穩定等——否定人體的隨機性 藥物是用加的，不是用減的	脆弱 醫療錯誤 人比較容易生病（但比較長壽）、肥了製藥公司、細菌產生抗生素抗藥性
生態	微管理森林火災	總風險惡化——「大火災」變大
政治	中央計畫 美國「為了穩定」而支持腐敗政權	資訊不透明 革命之後陷入混亂
經濟	「不再有榮枯循環」（葛林斯潘〔美國〕、勞工黨〔英國〕）、大平穩（柏南克） 國家干預 優化 稀有事件訂價的錯覺、風險價值方法、規模經濟的錯覺；忽視二階影響	脆弱 危機發生會更加深重 支持根基穩固、對國家友善的公司；窒息創業家 容易受到傷害、假效率 大爆破
商業	正面的建議（騙子）、只看報酬，不看風險（應該避免的事情）	肥了騙子、企業破產
都市	市政規劃	都市凋零、貧民聚集在內城區、經濟蕭條、犯罪
預測	儘管過去的紀錄其差無比，卻在「黑天鵝」領域（第四象限）做預測	隱形風險（提供預測給人之後，他們會冒更大的風險）
文學	文字編輯試圖更動你的文字	文字變得比較平淡無奇，更像《紐約時報》式的商品化寫作風格
子女教養	足球媽媽（或爸爸）：將每一項隨機元素從孩子的生活中排除	孩童心靈觀光化
教育	整個概念建立在干預之上	嘲弄一切——改造孩童的頭腦
科技	一味求新	脆弱、疏離、書呆化
媒體	高頻率的無趣資訊	雜訊╲訊號過濾機制的破壞 干預

預測

我們的生活能夠那麼簡單，是因為強固和反脆弱不必像脆弱那樣，準確理解我們所存在的世界——而且它們不需要做預測。要了解為什麼備餘是種非預測性的行為模式，或者預測成分較低的行為模式，我們拿第二章的論點來說：如果你在銀行有多餘的現金（地下室還囤積史派姆〔Spam〕肉罐頭、鷹嘴豆和金條等可交易的物品），那麼你就不需要精準地知道，到底哪個事件可能造成你生活困難。①也許是戰爭、革命、地震、經濟衰退、流行病、恐怖份子發動攻擊、新澤西州鬧獨立等等——和處於相反情況的人，也就是背負債務的人比起來，你不需要預測太多。負債的人由於自己的脆弱性，預測的精準性需要高出很多。

多多少少有一些壞牙

你可以控制脆弱性，而且能夠控制的程度，遠高於你所想的。我們整理出三個要點：

東尼在布魯克林長大成人，後來搬到新澤西，說話的口音，正好和你想的一樣，因此，在不必花很多時間去看書（對他來說也是「沒有用處」的活動），以及對結構化的辦公室工作高度反感的情形下，胖子東尼有很多時間是什麼事也不做，偶爾才做點商務交易。當然了，他吃很多。

午餐很重要

雖然他們身邊大部分人都努力抗拒各式各樣不同的不成功表現，尼洛和胖子東尼卻有個共同點：他們十分害怕無聊，尤其是早上醒來，想到一整天無事可做。所以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他們會走在一起的直接原因，就像胖子東尼說的：「享用午餐」。如果你住在像紐約那樣活躍的都市中，而且個性友善，要找個共進晚餐的好夥伴並不難。你可以放鬆心情，和他聊一些同感興趣的話題。但是要找人吃午餐卻難得要命，尤其是在高度就業的狀況中。你很容易找到像囚犯般的上班族當午餐夥伴，但說真的，你不會想靠近他們。他們平常承受的壓力，會化為液態荷爾蒙，從毛細孔流出來。如果你們談的事，是他認為可能使他正在做的「工作」分心，他們會表現出焦慮的神情。當你請教他們正事，卻可能撥動他們不是那麼無趣的心思，進而打斷你的話：「我得走了」，或者「我兩點十五分有個會要開」。

此外，胖子東尼在某些地方很受尊重。尼洛則不然，喜歡像哲學家那樣沉思，到了餐廳，侍者總當他是隱形人，好像沒這個人存在似的。但東尼一現身在義大利餐廳，立刻會引起熱烈的反應。進入餐廳，侍者和工作人員會列隊歡迎；餐廳老闆會戲劇性的擁抱他。餐後離開時，會和餐廳老闆依依不捨地道別。有些時候，他的母親會看到他在門外，帶著禮物，像是自製的格拉巴酒（或者瓶子沒有任何標示的奇怪液體）、更多的擁抱，以及答應下個星期三回家吃飯。

因此，尼洛人在紐約地區時，午餐時間的焦慮可以減少，因為總是能夠找到東尼。他會和東尼約在健身俱樂部見面；我們的發福英雄在那裡做三項全能運動（桑拿浴、按摩浴、蒸氣浴）。然後去找老闆歡迎他光顧的一家餐廳。東尼曾經告訴尼洛，到了晚上，他對他就沒用了——他可以找到更好、更幽默、更像義大利裔新澤西州人的朋友。他們和尼洛不同，可以給他「一些有用的」點子。

圖書館的反脆弱性

尼洛過著混合式（和短暫的）禁欲生活，盡可能在接近九點的時候上床，冬天有時更早。每當酒精作祟，讓人開始對陌生人談起私生活，或者更糟的是，轉而談論形而上學的東西，他就會想辦法離開聚會。尼洛喜歡在白天做各種事情，設法在早晨陽光溫暖地穿透臥室，在牆上留下條紋圖案時起床。

他喜歡上網向書商訂書，並且經常看書。結束像水手辛巴達和威尼斯旅人馬可．波羅那樣激烈的冒險生活之後，他現在過著平靜而安寧的生活。

尼洛患有審美病，厭惡，甚至恐懼這些東西：穿夾趾拖的人、電視機、銀行家、政治人物（右翼、左翼、中間派）、新澤西、來自新澤西的有錢人（像胖子東尼那樣的人）、喜歡乘船出海（以及穿著夾趾拖停靠在威尼斯）的有錢人、大學的行政工作人員、文法難題、喜歡攀親帶故的人、電梯音樂，以及衣冠楚楚的推銷員和企業人士。至於胖子東尼，令他覺得反感的東西則不一樣：虛有其表，我們猜，那是指所有的表面工夫和行政細節做足、卻漏掉實質內涵的人（甚至不曉得自己是那樣的人），所以和人交談時，總是言不及義，從來不碰中心觀念。

而且胖子東尼能夠聞出脆弱性。真的可以這麼說。他宣稱，只要看一個人走進餐廳，就能判斷他是什麼樣的人，而且幾乎每次都準。尼洛注意到胖子東尼和首次見面的人談話時，會非常接近他們，而且像狗那樣，用鼻子去嗅。這樣的習慣，甚至連胖子東尼自己都沒有察覺。

尼洛參加一個學會，裡面有六十個翻譯志工，共同將以希臘文、拉丁文、阿拉米語（古敘利亞語）寫成，但尚未出版的古文件翻譯出來，拿給法國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出版。這群人依個人的自由意志分組。他們訂下的規則之一是：辯論時不因為你在大學掛什麼頭銜，以及身分地位有多高，意見就比較受重視。另一個規則是強制參加巴黎兩個「尊貴的」紀念日：每年十一月七日的柏拉圖逝世紀念日，以及每年四月七日的阿波羅誕辰紀念日。他也加入當地一個舉重俱樂部，每個星期六在改裝後的車庫集合。參加這個俱樂部的人大都是在紐約工作的警衛、管理員，以及看起來像黑道大哥、夏天穿「打老婆」無袖襯衫在外面閒晃的人。

有閒的人，都會聽從內心的不滿感覺，以及跟著難以控制的興趣走。尼洛愈清閒，愈是覺得想要補償失去的時間，填補自然興趣出現的缺口，也就是想要稍微更深入了解一些事情。但是他發現，一個人為了讓自己感覺更深入了解了一件事情，所能做的最糟事情，是嘗試稍微深入一點去了解。威尼斯有句諺語說，愈是深入海底，海愈深。

沒錯，塞內加的目標表面上是哲學，試著堅守如上所說的斯多噶傳統：斯多噶哲學談的不是利得和好處，所以表面上它不是落在反脆弱性的層級上，而只談控制人的命運，以及降低心理層面的脆弱性。但是評論者完全漏掉一件事。如果財富是一種重擔，沒有需要，那何必去擁有？塞內加為何要保有財富？

我在第二章說過，心理學家忽視創傷後成長，卻將注意焦點放在創傷後傷害上，可見知識分子不理會反脆弱性——在他們看來，我們的世界傾向於停留在強固。我不知道為什麼，但他們就是不喜歡。這使他們不去想塞內加要的是來自命運的上檔利益，而這並沒有什麼不對。

我們先向這位大師學習他如何主張緩和下檔損失，而這是斯多噶哲學傳達的標準訊息——也就是強固，保護自己不受情緒的傷害，如何離開三元組第一欄所列的那類事情。第二步，我們要說明他真正主張的其實是反脆弱性。第三步，我們將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概化他所用的技巧，提出偵測反脆弱性的一般方法。

斯多噶學派的情緒強固化

成功會帶來不對稱：你現在可能失去的，遠多於可能得到的。因此你會顯得脆弱。回頭來談達摩克里斯劍的故事。對他來說，不會有什麼好消息，但是呼之欲出的壞消息多得是。當你變得富有，失去財富的痛苦，超過獲得額外財富的情緒利得，所以你開始活在持續不斷的情緒威脅當中。困在身外之物中的富人，被財富控制，夜不安枕，壓力荷爾蒙濃度很高，幽默感降低，甚至鼻間開始長毛和罹患類似的疾病。塞內加表示，財物令我們憂慮下檔損失，因此在我們依賴它們的時候，有如一種懲罰。所有的事情都是下檔損失，沒有上檔利益。尤有甚者：人對境遇的依賴——以及受境遇而來的情緒影響——會形成一種奴役形式。

古人相當熟悉好和壞、利益和傷害造成的影響不對稱——我發現李維（Livy）在塞內加之前半個世代寫過：「人對好事的感受，不如對壞事的感受那麼強烈。」古人——主要歸功於塞內加——遠遠領先以「風險（或損失）規避」概念為中心、發展出各種理論的現代心理學家和特里費特之類的決策理論家，而且更為深入、更為實用，而且所言超越庸俗的治療方法。

容我用現代的詞彙再說一次。拿你失去的可能很多、得到的可能很少的情況來說。如果一筆額外數量的財富，例如一千腓尼基舍客勒（Phoenician shekels）對你沒有好處，但是同樣數量的損失，會讓你覺得受到很大的傷害，那麼這就出現不對稱。而且這不是好的不對稱，因為你變得脆弱。

應對這種脆弱性，塞內加提出的務實方法，是經由心理練習，拋除擁有的財物，如此當損失發生，他便不會覺得痛——這是從人的境遇奪回自由的一種方式。這就好比購買保險契約，以防損失發生。舉例來說，塞內加展開旅程時，隨身攜帶的東西，幾乎和他萬一發生船難會有的東西完全相同，包括一條毯子，好在地上睡覺，因為當時旅社很少（但我必須加上一點：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只有一兩名奴隸」隨行）。

為了指出他的見解十分適用於現代，接下來我要說明我如何應用斯多噶學派的想法，奪回生活中隨機事件的心理控制權。我一向討厭受雇於人，以及因此必須依賴某個人武斷的意見行事，尤其是當大公司內部所做的不少事情，違背我的倫理感時。因此，除了八年，我都自力營生。但在那之前，也就是在我做上一份工作時，還沒開始上班，就先寫好一封辭職信，鎖在抽屜裡，因而讓我在那邊工作的期間，感到自由自在。同樣的，我做過交易員，而交易這一行充滿著高度的隨機性，持續不斷的心理傷害，刺入人的靈魂深處，所以我會利用心理練習，每天早上假設最糟的事情已經發生——所以當天接下來的每一件事，都算是賺到的。事實上，心理上調整到「最糟狀況」的這種方法，優點勝過治療，因為我會因此去冒最糟情況十分清楚、下檔損失有限且已知的某種風險。凡事順遂的時候，要嚴守紀律，在心理上拋除身外之物十分困難，但這正是一個人最需要紀律的時候。此外，我有時候會像塞內加那樣旅行，置自己於不舒適的境遇中（但和他不同，我沒有「一兩名」奴隸隨行）。

聰明的生活就是要利用這種感情定位方法，消除傷害所造成的刺痛，而我們說過，使用的方法是在心理上拋除財物，如此一旦發生損失，才不致感到痛苦。世界的波動不再對你產生負面的影響。

調適情緒

以這種方式來看，斯多噶學派談的是調適（domestication）情緒，不見得是消除情緒。它不是要將人變成植物。我認為，現代的斯多噶學派哲人是將恐懼化為謹慎、痛苦化為資訊、錯誤化為啟示、渴望化為行動的人。

槓鈴可以是由不受中段拖累的各種極端做法組成的任何雙重策略——總之，它們都會帶來有利的不對稱。

同樣的，要了解槓鈴和非槓鈴之間的差別，不妨想像餐廳本來應該端上主菜快餐牛排，一分熟，附加沙拉（搭配馬爾貝克紅酒），然後在你吃完肉之後，另外給你羊乳酪蛋糕（搭配慕斯卡〔Muscat〕紅酒）。可是餐廳並沒有照你點的內容上菜，而是將蛋糕和牛排切成小塊，再用噪音很大的機器，將所有這些東西攪和在一起。「中段」的活動就像這種混搭方式。第九章提過的尼洛，是和門警、學者來往，而很少和中層人士有交情。

遇到風險很高的事情，我寧可不要飛機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審慎樂觀」，或者表現處於中段的某種態度，而希望他們極為樂觀，駕駛員則非常悲觀，甚至偏執更好。

會計師與搖滾明星

生物系統到處可以看到槓鈴策略。以下面所提的交配方法為例來說明，我們稱之為九○％會計師、一○％搖滾明星（我純粹報導事實，並不寬容這種事）。某些一夫一妻制的物種（包括人類）中，雌性動物往往會找相當於會計師的對象結婚，或者更無趣的是，找經濟學家結婚，因為這些人能夠給她們穩定的生活，可是她們偶爾會和積極的阿爾法（alpha，譯註：阿爾法是指一群動物中最強勢的一個），或者說是搖滾明星偷情，作為雙重策略的一部分。她們利用配偶外的交配，取得基因的上檔利益，或者享受某些樂子，或者兼而有之，以限制自己的下檔損失。連偷情的時間看起來也好像非隨機性質，似乎總是剛好碰到懷孕可能性最高的期間。我們在所謂的一夫一妻制鳥類中，看到採取這種策略的證據：牠們樂於偷情，一群小鳥有十分之一以上來自推定的父親以外的雄性。這種現象是真有其事，但用來解釋的理論則莫衷一是。進化理論學家宣稱雌性希望同時擁有經濟╲社會安定和子女基因良好。至於落在中間的對象，未必能提供所有這些優點（阿爾法雄性雖能提供好基因，卻不可能提供穩定的生活，反之亦然）。為什麼魚與熊掌不能兼得？也就是既有安定的生活，又有良好的基因？但另一個理論說，牠們可能只是想要享樂——既有安定的生活，又能享樂。①

第二章說過的過度補償要能運作，需要以某些傷害和壓力因子作為發現的工具。這表示，必須以允許孩子稍微玩火（不能多於「稍微」），從受到傷害中學習，因為這對他們本身將來的安全有幫助。

這也表示必須讓人體驗某些壓力（但不能是太大的壓力），才能讓他們稍微覺醒。但是在此同時，我們需要保護他們不致遭到很高的危險——忽視小危險，將你的精力投入於保護他們不遭受重大的傷害。而且只保護他們不遭受重大的傷害。這顯然可以轉用到社會政策、健康照護，以及其他更多的事物。

我們可以在先人的傳說中找到類似的觀念：意第緒（Yiddish）諺語說：「為最糟的情況做準備；最好的事情會照顧自己。」這聽起來好像陳腔濫調，其實不然：不妨看看一般人總是為最好的事情做準備，卻希望最糟的事情能照顧好自己。我們有無數的證據顯示，人們規避小損失，卻不是那麼注重非常大的「黑天鵝」風險（他們低估了這種風險），因為他們總是為可能的小損失做好保險措施，卻不理會不常發生的大損失。這樣的做法恰好反其道而行。

離開黃金中段

我們繼續來探討槓鈴。許多領域中，中段並非「黃金中段」，而且雙峰策略（極為安全加極為投機）更適合使用。

以文學這種所有的事業生涯中，最不妥協、最投機、最吃力，而且風險最高的行業為例來說明。法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家有個傳統，就是找個閒差事，例如當個無憂無慮的公務員，不必太花腦筋，工作保障卻很高。這樣的低風險工作，在你離開辦公室之後就可以丟到腦後，剩下的閒暇時間就能專心寫作，根據自己的標準，自由寫出想要的任何東西。法國作家中，學者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美國的作家往往成為媒體或學界的一員，淪為系統的囚犯，傷害他們的寫作品質，而且以研究學者來說，他們活在持續不斷的焦慮、壓力之中，而且真的嚴重損傷他們的心靈。你就像娼妓那樣，根據某個人設定的標準，寫下每一行，因而傷害你內心深處相對應的部分。另一方面，閒差事加上寫作是相當舒緩的模式，這樣的美好組合，僅次於財務獨立，甚至可能比財務獨立還要好。舉例來說，法國知名詩人保羅．克勞德（Paul Claudel）和聖瓊．佩斯（Saint-John Perse），以及小說家斯湯達爾（Stendhal）都是外交官；英國有很多作家是公務人員（特羅洛普〔Trollope〕在郵局工作）；卡夫卡（Kafka）受雇於一家保險公司。最棒的是斯賓諾莎以磨製鏡片為業，使他的哲學完全免疫於任何形式的學術傷害。青少年時期，我認為投入文學和哲學生涯要有所成就，最自然的方式是進入懶散、令人愉快、一點都不吃力的外交那一行，就像我家族中的許多人那樣。鄂圖曼有個傳統y轉，情勢將對基督徒少數族群不利，而且後來證明果然如此。所以我當上交易員，利用自己的時間寫作，而且讀者應該看得出來，我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寫。商業人士加學者這種槓鈴組合是理想的；下午三、四點我離開辦公室之後，白天的工作便結束了，一切等到隔天再說，所以我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去做自己覺得最有價值和最有趣的事。當我試著進入學術界工作，那種感覺就像囚犯，被迫依照別人沒那麼嚴謹、自吹自擂的方法去做。

專業工作可以是系列性的：起初從事非常安全的專業，然後投入投機性的專業。我有個朋友，在書籍編輯那種非常安全的工作上，表現十分出色。大約十年後，他完全脫離那一行，踏進投機且風險很高的行業。這是不折不扣的槓鈴：萬一投機失敗，或者未能如同原先的預期，令他得到滿足，他可以重回老本行。塞內加就是這麼做的：他原本過著非常活躍、冒險的生活，接著縮回哲學的領域，從事寫作和冥思，而不選擇兩者的「中段」組合。從「實幹者」轉變為「思考者」的許多人，例如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都曾經歷一系列的槓鈴：先是純行動，然後是純省思。

或者，如果我必須工作，我發現比較理想（和比較不痛苦）的方式，是密集工作一段非常短的時間，然後接下來什麼事也不做（假設什麼事也不做，是真的什麼事也不做），直到我完全恢復過來，想要重新來過，而不是像日本人上班時間那麼冗長、單調乏味、密集程度低，且剝奪睡眠那樣地工作。主菜和點心是分開來的。

二十世紀最多產的作家之一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確實像我說的那樣，一年只寫六十天，其餘三百天「無所事事」。但他出版了兩百本以上的小說。

調適不確定性

我們將在本書其他地方，看到許多槓鈴，不對稱性完全相同，在面對風險時，能產生相同的保護，並且有助於我們善用反脆弱性。它們看起來都極為類似。

我們先來看看一些領域的槓鈴。在個人風險方面，你可以很容易給自己做出槓鈴，消除在任何領域中遭到毀滅的機會。我個人對某些風險十分偏執，但對其他風險卻十分激進。我訂下的準則是：不抽菸、不吃糖（尤其是果糖）、不騎機車，以及不在市內騎自行車，或者推而廣之，不在撒哈拉沙漠等沒有汽車的地方騎自行車，也不混跡於東歐的黑手黨中、不搭不由職業駕駛員開的飛機（除非有副駕駛員）。除此之外，我可以承受各式各樣的專業和個人風險，尤其是不會造成致命傷害的風險。

社會政策應該保護非常弱的人，讓堅強的人自行做好他們的工作，而不是協助中產階級鞏固他們的特權，因而封殺進化，以及帶來各式各樣的經濟問題，結果受害最大的是窮人。

英國成為官僚國家之前，也曾有冒險家（經濟上和實體上的冒險）和貴族構成的槓鈴。貴族除了維持某種審慎的態度，其實並沒有扮演重大的角色，冒險家則漫遊於世界各地，尋找貿易機會，或者待在國內修補機器。現在的倫敦市，是由發了大財的波希米亞中產階級構成。

我的寫作方法如下所述：一方面寫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散文，另一方面則寫技術性論文，絕不寫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例如接受新聞記者採訪，或者在報紙言論版發表文章，除非出版商有所要求。

讀者或許還記得第二章說過的運動方法，也就是一次舉起一個人所能舉起的最高重量，然後什麼事也不做，而不要長時間耗在健身房，做密集度較低的舉重練習。這種做法，再加上不費吹灰之力的長時間散步，構成一種運動槓鈴。

我們還有更多的槓鈴。你可以像希臘人在飲酒狂歡接近尾聲的時候，做些瘋狂的事情（三不五時砸爛家具），然後在比較重大的決策上保持「理性」。你可以看有如垃圾般的八卦雜誌，同時看經典或深奧的作品；絕不看落於兩者之間的東西。你可以找大學生、計程車司機和園丁，或者一流的學者談話；絕對不要找平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學者交談。如果你不喜歡某人，只要別理他或者視若無睹就好，千萬不要用言詞攻擊他。②

所以暫且把面對隨機性的槓鈴策略，視為以緩和脆弱性的方式，也就是消除下檔的傷害風險，取得反脆弱性——亦即降低不利事件所造成的痛苦，同時保有潛在利得的好處。

回頭來談金融，槓鈴的形式不需要是投資於受通貨膨脹保障的現金，其餘購買投機性證券。只要能消除毀滅風險的任何事情，都能使我們擁有這樣的槓鈴。傳奇色彩濃厚的投資人雷．達里奧（Ray Dalio），給玩投機性賭注的人訂下一條守則：「務必確保無法接受的結果（也就是毀滅的風險）發生之機率為零。」這種守則正是給投資人一具槓鈴。③

薩瑟蘭提出另一個觀念：英國對罹患輕微酗酒問題的病患，開出的指導準則是，降低每天喝酒的數量到某一公克值之下。但是最適當的政策，是一個星期有三天滴酒不沾（好讓肝臟有機會長時間休息），其餘四天隨你愛喝多少就喝多少。這件事和其他槓鈴觀念的數學計算，將在稍後討論詹森不等式（Jensen's inequality）時再加以說明。

美國的首要資產

由於可選擇性，事物才能運作和成長——但是這需要某種人才辦得到。許多人不斷嘆息美國的正式教育水準（例如以數學成績來定義）低落。可是這些人未能理解，新東西從我們這裡出現，並在其他地方被模仿。而這樣的現象，不能歸功於大學，因為大學得到的讚美，顯然遠多於它們的成就所應得到的。

就像工業革命時的英國，美國的資產很簡單，就是在冒險和運用可選擇性方面，也就是它具有驚人的能力，能以理性的形式嘗試和犯下錯誤，不必因為失敗、從頭再來、再次失敗而感到羞愧。相形之下，現代的日本，人們會因為失敗而感到慚愧，因此人民盡其所能，將風險隱藏起來，不管是金融風險，還是核子風險，都是如此。所以他們坐在炸藥上，卻只得到很小的利益。這樣的態度，和他們傳統上尊敬落難英雄，以及所謂的失敗得十分光榮，形成奇怪的對比。

第四冊會把這個觀念帶到它的自然結局，並且提出證據（從中世紀的建築到醫學、工程和創新等各方面的證據），說明我們的最大資產，也許在我們最不信任的東西上：某些承受風險的系統內建的反脆弱性。

有些事物喜歡離散

選擇權有個特性：它不在乎平均結果，只在意有利的結果（因為下檔損失在某個點內並不重要）。非常少數的一些人十分喜歡某位作家、藝術家，甚至哲學家，比許多人欣賞他們的作品要好得多。不喜歡他們作品的人數多寡並不重要——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和「買你的書」相反的東西，或者足球比賽有負分那種事。圖書銷售沒有負值，帶給作家一種可選擇性。

此外，當支持者既狂熱又有影響力時，則幫助很大。舉例來說，不少人認為維特根斯坦是瘋子、怪鳥，或者只是個鬼扯哲學家，但這些人的意見並不重要（他幾乎不曾以自己的名字發表出版物）。但是他有一小群崇拜者，就像狂熱的宗教信仰者那樣，而且其中一些人，例如羅素和凱因斯（J. M. Keynes），影響力非常大。

除了圖書，不妨看看這個簡單的試探啟發法：你的作品和觀念，不管是政治上、藝術上，或者其他領域，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人覺得你的使命可以接受，或者值得溫和讚美，那就具有反脆弱性，因為最好的情況是有很高百分率的人不喜歡你和你的訊息（甚至極不喜歡），加上百分率很低但極為忠誠和熱烈的支持者。選擇權喜歡離散的結果，不太在乎平均數。

奢侈品產業——珠寶、手錶、藝品、高級地段的昂貴公寓、昂貴的收藏級葡萄酒、美食農場培養的益生菌狗食等等——也不在乎平均數，只在乎平均數兩邊的離散情形。這種行業只在乎非常有錢的人能用的錢有多少。如果西方世界的人平均所得是五萬美元，而且沒有分配不均的情形，那麼奢侈品銷售商就無法生存。如果平均數相同，但是分配不均程度很高，有些人的所得高於兩百萬美元，以及可能有些人的所得高於一千萬美元，這個行業就會有許多顧客——即使這麼高的所得被所得較低的廣大人群所抵消。所得分布的「尾端」，也就是所得級距極高的那一端，受分配不均變動的影響，遠大於受平均數變動的影響。它從離散得到利益，因此具有反脆弱性。這解釋了為什麼倫敦市中心的不動產價格泡沫，是由俄羅斯和阿拉伯灣的分配不均所決定，而和英國的不動產動態完全無關。有些賣給大富人家住的公寓，是幾條街之外建築物每平方呎平均價格的二十倍。

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桑莫斯（Larry Summers）（笨嘴拙舌）解釋不清上面所說要點的一種版本，並在一片鼓譟之後丟了工作。原來他想說的是：女性和男性智慧相當，但男性的變異和離散（亦即波動）比較大，也就是說，不聰明的男人比較多，非常聰明的男人也比較多。桑莫斯應該用這種方式，去解釋為什麼男人在科學界和知識界的人數比較多（以及為什麼男人被關進監獄或失敗的人數也比較多）。成功的科學家人數取決於「尾端」、極端，而不是平均數。正如選擇權不在乎不利的結果，作家也不在乎討厭他們的人。

現在沒有人敢說出十分明顯的一件事：社會的成長可能不是來自依亞洲的方式培養的中庸之材，而是來自增加「尾端」的人數——這些人數非常少的人有自己的想法，瘋狂到願意去冒險，也只有這些人擁有稱作想像力的非常罕見能力，稱作勇敢的特質更少見，不過卻是這些人讓世界有所不同。

泰勒斯法和亞里士多德法

現在來談一些哲學。我們在第八章說明「黑天鵝」問題時，提到決策者重視的是報償，也就是採取行動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因此包括不對稱性和非線性效應）。亞里士多德法把重點放在做對和做錯——換句話說，重點放在原始邏輯上。兩者的交會比你所想要的少。

亞里士多德犯下的錯誤，是認為我們對各種事件（例如未來的收成，或者榨油機的租金，也就是我們在橫軸上所標示的）的知識和從中獲利（縱軸）是同一回事。可是由於不對稱性，兩者並不相同，這一點可以從圖上明顯看得出來。一如第十四章中，胖子東尼會一口咬定的：「它們不是同一回『素』的事」。

你能相信從人類發明輪子（我們認為是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的）到（市郊死氣沉沉的工業區中某家旅行箱製造商）發揮巧思，將輪子裝到旅行箱下面，前後隔了將近六千年？像我這樣的旅客，曾經花上數十億小時，費力拖著行李箱，通過到處是粗魯海關關員的走道。

更糟的是，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將人送上月球之後約三十年。不妨想想將人送進太空的複雜程度，可是這件事完全不影響我的生活，相較於我手臂的乳酸、下背的疼痛、手掌的痠疼、面對漫長走道產生的無助感，根本無關緊要。沒錯，輪式旅行箱雖然極其重要，卻是相當微不足道、非常簡單的技術。

但是這種技術，事後來看才顯得微不足道，事前卻不然。所有那些聰明人，那些通常披頭散髮、衣著皺兮兮，總是前往很遠的地方出席研討會，討論哥德爾（Gödel）、施梅德爾（Shmodel）、黎曼（Riemann）的猜想（Conjecture）、夸克、蝦米馬克（shmark）的人，必須拖著旅行箱走過機場航站大廈，卻不曾動腦筋思考這種微不足道的運輸問題（知識社會會獎勵「困難的」衍生物，頭腦簡單卻不會遭到懲罰）。可是話說回來，就算這些聰明人將他們那些理應發展過度的頭腦，用在這種明顯有問題卻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可能一事無成。

由此可見我們是如何擘劃未來的。我們人類缺乏想像力，到了甚至不知道明天的重要事物看起來像什麼的地步。我們利用隨機性，將發現到的事情，像填鴨那樣餵養自己——這就是反脆弱性有其必要的原因。

輪子本身甚至比旅行箱更叫人覺得不可思議。我們一直認為，美索不達米亞人並沒有發明輪子。事實上是他們發明的。他們有輪子。但輪子是裝在小孩子玩的小型玩具上。這就像旅行箱的故事：馬雅人（Mayans）和薩巴特克人（Zapotecs）並沒有一舉將之付諸應用。他們動用眾多的人力、玉米和乳酸，在適合手推車和二輪戰車的平坦空間，搬動巨大的石板，蓋起金字塔。他們甚至在木頭上面滾動這些石板。在此同時，他們的小孩卻在灰泥地板上滾動他們的玩具（也可能根本沒這麼做，因為玩具或許只用於陪葬）。

蒸汽機的故事也相同：希臘人早就有一種能夠運轉的蒸汽機，稱為汽轉球，遇熱會旋轉，當然只是為了娛樂。亞歷山港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ia）描述過這件事。但是到了工業革命，我們才發現以前早已有過這種東西。

就像偉大的天才讓我們見識到前人的智慧，實務上的創新，也讓我們發現理論上的前輩。

發現和執行的過程，潛伏著某種東西——人們通常稱之為進化。偶然的小（或大）的意外變動管理著我們，而且偶然的程度高於我們所承認的。除了少數一些遠見家，似乎能察覺各種事物存在可選擇性，我們其餘這些人其實只會說大話，幾乎缺乏任何想像力。我們需要某種隨機性，幫助我們走出去——也就是要有雙倍劑量的反脆弱性。隨機性在發明和執行這兩個層級上扮演某種角色。第一點不致叫人過度驚訝，但我們會淡化機會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我們自己發現某些東西時。

不過，我這輩子都在探索第二點：執行不見得是從發明推進。它也需要運氣和環境。醫療史就穿插著一些奇怪的順序，像是先發現某種治療方法，但很久以後才執行——好像兩者完全不相干，後者遠比前者困難似的。將產品推進市場，需要和一堆否定懷疑的人、行政管理者、虛有其表的人、拘泥形式的人，以及多不勝數的細節苦鬥。這些，很可能將人淹沒，更何況人有時也會自己感到洩氣。換句話說，你必須找到選擇權（同樣的，我們也會看不到選擇權）。在這方面，你只需要擁有智慧，曉得自己手上有什麼東西就行了。

半發明。有一類事物，我們可以稱之為半發明（half-invented）。從半發明推進到發明，往往是一大突破。有時你需要一位遠見家，摸索出前人發現的某件事可以怎麼用，而這樣的遠見，只有他有。以電腦滑鼠或者所謂的圖形介面為例來說明，我們要等到賈伯斯，才懂得將它放在你的桌面，然後放在膝上——只有他才看得到圖像與人之間的對話——稍後再將聲音加進三方對話中。如他們所說，這些事物「正盯著我們瞧」。

此外，最簡單的「技術」，或甚至稱不上技術，而只是工具，例如輪子，似乎是使世界運轉的東西。如同我將在第二十章提到的，我們所說的技術，儘管人們為之興奮瘋狂，失敗率卻很高。不妨想想自古埃及希克撒斯王朝（Hyksos）的攻擊武器和亞歷山卓港的希羅的繪畫以來，過去約三千年設計了不少運輸工具，但今天的個別運輸方式依然限於自行車和汽車，（以及兩者之間的一些變體）。即使如此，技術似乎有時前進，有時倒退，由比較自然和比較不脆弱的技術替代以前的技術。阿拉伯入侵之後，將用途更為一般性的駱駝引進到黎凡特，居民認為駱駝比脆弱的輪子技術強固，因此長期而言比較有效率，於是誕生在中東的輪子似乎就此消失不見。此外，由於一個人能夠控制六頭駱駝，卻只能控制一輛馬車，因此技術的退化更有經濟上的理由。

近距離觀察家父，讓我理解到畢業生致辭代表的意義、聰明學生的意義，而且大都是負面的。這些事情是聰明學生無法理解的。由於他們的聰明，所以看不到一些東西。這樣的觀念，跟著我很長一段時間，就像我在交易室中工作時，大部分時間是在等待某些事情發生，而這樣的情況，很像坐在酒吧裡的人，或者「四處晃蕩」的黑道。我弄懂了怎麼挑選有能力在坐著、什麼事也不做的時候，並且樂在狀況不明中，和別人打成一片的人。你會根據有沒有能力四處晃蕩的標準選人。勤快的人不擅長於四處晃蕩；他們需要明確的任務。

大約十歲的時候，我懂得好成績在校外不像在校內那麼吃香，因為它們帶有一些副作用。它們相對需要犧牲一些東西，而那是一種知識上的犧牲。其實父親一直提醒我，並讓我知道，他自己成績優秀所遭遇的問題：他班上成績最差的一個人（說來好笑，正是我念華頓時一位同學的父親），後來成了白手起家的商人，到目前為止，是他班上表現最出色的一個（他有一艘大遊艇，上面大剌剌刻著他的姓名縮寫）；另一個人在非洲買木材而大賺一筆，不到四十歲便退休，然後搖身一變成為業餘歷史學家（主要是研究古地中海史），並且踏進政壇。在某個程度內，家父似乎不重視教育，而比較重視文化或金錢——他曾經敦促我追求這兩者（我起初投向文化的懷抱）。他非常喜歡飽學之士和生意人，而這些人的地位不需要靠文憑。

我的想法是在公開市場展現嚴謹的態度。我因此著重於聰明的「反學生」需要做的事：當個自學者——或者是相對於黎巴嫩方言所說的「生吞活剝」學生，當個有知識的人。那些人只知道「吞下學校的教材」，而且知識只來自課程。我曉得，優勢並非來自中學畢業會考的官方課程（每個人所學的差異很小，卻會演變成很大的成績差距），而是在它之外。

尤西弗羅

柏拉圖主要是透過無疑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雅典的蘇格拉底來表現自己。蘇格拉底是以現代意義來說的第一位哲學家，沒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們得透過柏拉圖和色諾芬（Xenophon）來了解他。而且，就像胖子東尼親自指定的傳記作者，也就是在下我，試著滿足自己心裡的盤算，因而扭曲他的性格，並且穿鑿附會加上作者自己的一些觀念，所以我相當肯定，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在性格上比較像是柏拉圖，而不像真正的蘇格拉底。①

在柏拉圖的對話之一《尤西弗羅》（Euthyphro）中，蘇格拉底在法庭外等候審判（最後被判死刑），宗教專家和可說是先知的尤西弗羅和他攀談起來。蘇格拉底開始解釋法庭指控他從事的「活動」（腐化青年，介紹新的神，卻犧牲比較舊的神），說他不只沒有收費，而且十分樂意付費請人聽他說話。

蘇格拉底發現尤西弗羅正要去控告父親過失殺人，覺得這是不錯的話頭，於是開始質疑為什麼指控自己的父親過失殺人，吻合尤西弗羅的宗教職責。

蘇格拉底使用的技巧，是讓以某個命題開始的交談者，同意一連串的敘述，接著讓他了解他所同意的敘述和原先的命題不合，因而確定他對於自己要做什麼事毫無頭緒。蘇格拉底這麼做，主要是讓人們知道自己的想法多麼不明確、他們對自己經常使用的概念所知多麼少——所以需要哲學去闡明這些概念。

在《尤西弗羅》的對話一開始，他抓到與他交談的人使用「孝順」這個詞，說檢舉自己的父親是一種孝行，因此給人留下他是為了盡孝道而檢舉的印象。但是他提不出合乎蘇格拉底要求的定義。蘇格拉底一直為難這個可憐人，因為他講不出孝的定義。兩人的對話繼續帶出更多的定義（什麼是「道德感」？），直到尤西弗羅找了個客氣的藉口離去。對話結束得相當倉卒，但是帶給讀者一個印象：他們的對話可以持續到二十五個世紀後的今天，卻談不出什麼。

現在就來重新談這件事。

胖子東尼對上蘇格拉底

面對咄咄逼人的雅典人，胖子東尼要如何招架？現在讀者已經熟悉我們這位大塊頭，且讓我們當作假想實驗，來看看胖子東尼和蘇格拉底之間的對話，這當然是經過適當的轉譯。

這兩個人顯然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有時間，享有無止境的休閒生活，但是就東尼來說，自由時間是富有生產力的洞見帶來的結果。兩人都好辯，並且認為熱絡的談話（而不是被動地看著電視螢幕或坐在音樂廳）是主要的娛樂來源。兩個人都不喜歡寫作：蘇格拉底是因為不喜歡和文字有關的限定與不變的特性，因為對他來說，回答一句話並不表示對話就此結束，不應該拍板定案。沒有什麼事情應該寫在石頭上，即使只是說說而已：《尤西弗羅》中的蘇格拉底，推崇雕刻鼻祖代達羅斯（Daedalus），因為他的作品一完成，雕像立即栩栩如生。當你和代達羅斯的雕像之一談話，它也會對著你傾吐。這和在紐約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看到的不同。至於東尼不喜歡寫作，原因雖然不一樣，卻同樣可敬：他差一點被布魯克林灣脊區（Bay Ridge）的中學當掉。

但是兩人的相似性，到了某個地方就沒了，而這對兩人的對話來說是件好事。當然我們料想得到，胖子東尼站在尼洛向他表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哲學家的面前時，感到有點吃驚。我們聽說蘇格拉底其貌不揚，不斷有人描述他挺著小腹、肢瘦如柴、眼凸鼻塌，面容憔悴。他甚至可能有體臭，因為據說洗澡的次數遠低於同輩。你可以想像胖子東尼一邊冷笑，一邊指著這個傢伙：「瞧，尼尼洛，你要我和⋯⋯這個人一談？」也或許不是這樣，據說蘇格拉底風采迷人，展現某種個人自信，心平氣和，有些年輕人覺得他「很美」。

尼洛相當肯定胖子東尼會先接近蘇格拉底，猛嗅一陣之後，對這個人形成某種意見——我們說過，胖子東尼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習慣。

現在假設蘇格拉底問胖子東尼如何定義孝順。胖子東尼的回答很有可能不著邊際——胖子東尼曉得蘇格拉底不止免費和別人辯論，更願意花錢和人談話，所以胖子東尼會表示，一個人不應該和願意花錢與你辯論的人辯論。

但是胖子東尼在生活中的力量，來自於他從不讓別人框架問題。他教導尼洛曉得答案存在於每個問題之中；對於你覺得沒有道理的問題，絕對不要直率回答。

胖子東尼：「你要我定義哪些特質使人有孝和不孝的差別。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能夠告訴你那是什麼，才能行孝道？」

蘇格拉底：「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意思，怎能使用像『孝』那樣的字，卻假裝懂得它的意思？」

胖子東尼：「我是不是必須真的能以普通野蠻人的非希臘英語，或者純希臘語，告訴你它的意思，才能證明我懂得且了解它的意思？我不懂字面上的意思，但我了解那是什麼。」

胖子東尼無疑會進一步牽著雅典的蘇格拉底的鼻子走，而且由他來框架問題：

胖子東尼：「告訴我，老頭子。孩子是否需要定義母奶，才懂得需要喝奶？」

蘇格拉底：「不，他不需要。」

胖子東尼（利用柏拉圖的對話中，蘇格拉底使用的相同重複型態）：「而親愛的蘇格拉底，狗兒是否需要定義主人是什麼，才會對他忠心耿耿？」

蘇格拉底（對於竟然有人一直問他問題，感到不解）：「狗有⋯⋯本能。牠不會反思自己的生活。牠不會檢討自己的生活。我們不是狗。」

胖子東尼：「我同意，親愛的蘇格拉底，狗有本能，而且我們不是狗。但是我們人類從根本上有那麼不同，以至於完全被剝奪了本能，無法去做毫無頭緒的事？我們是否必須將生活限制在只能以道地布魯克林英語回答的事情上？」

還沒等到蘇格拉底回答（只有冤大頭才會等候回答；問問題不是用來等候回答的）：

胖子東尼：「那麼，我的好蘇格拉底，為什麼你認為我們需要固定事物的意義？」

蘇格拉底：「我親愛的大東尼，我們談論事情的時候，需要知道我們在談些什麼。哲學的整個觀念，是能夠反思和了解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檢視我們的生活。沒有經過檢視的生活不值得過。」

胖子東尼：「可憐的老希臘人，問題在於你會毀掉我們能懂卻無法表達的事情。如果有個剛學會騎腳踏車的人，我請他說明他能騎腳踏車背後的理論，他一定會摔下來。咄咄逼人地問問題，你會讓人混淆和傷害他們。」

接著，帶著假笑，得意洋洋地看著他，非常平靜地：

胖子東尼：「我親愛的蘇格拉底⋯⋯你曉得他們為什麼判你死刑嗎？那是因為你讓人覺得盲目地照著習慣、本能和傳統走顯得愚蠢。你可能偶爾對那麼一兩次。但他們表現得還不錯，不致引來麻煩的事情，你卻可能令他們感到一頭霧水。你將無知的樂趣，從我們不了解的事情中抽走。而且你沒有答案；你沒有答案可以提供給他們。」

定義性知識的優越性

你可以看到胖子東尼在這裡進擊的目標是哲學的核心：的確，由於蘇格拉底，今天的哲學首先提起的主要問題是：「存在是什麼？」「道德是什麼？」「證明是什麼？」「科學是什麼？」「這是什麼？」和「那是什麼？」。

我們在《尤西弗羅》中看到的問題，充斥在柏拉圖寫的各個對話中。蘇格拉底孜孜不倦尋求的是事物本質的定義，而不是特質的描述（我們是透過那些特質去辨識它們）。

蘇格拉底甚至更進一步質疑詩人，並且表示，他們對於本身作品的了解，不比大眾更有頭緒。柏拉圖在《申辯篇》（Apology）談到蘇格拉底接受審判時，詳述他如何與詩人唇槍舌劍卻徒勞無功：「我提到他們作品中一些最優美的段落，問那是什麼意思。我幾乎難以啟齒講這件事，卻還是必須要說，在場幾乎每個人談他們的詩，都談得比他們自己要好。」

由於這種定義性知識擁有的優先地位，柏拉圖寫下命題說，除非你知道「形式」（也就是定義所說的），否則你無法認識任何事情。如果我們無法從殊相（particulars）定義孝順，那就從共相（universals）做起，然後要求這些殊相應該遵循。換句話說，如果你無法畫出某塊地表的地圖，那就根據地圖去造出一塊地表。

不過平心而論，蘇格拉底的問題帶出一個重大的結果：如果它們無法讓他定義某樣東西是什麼，至少它們能讓他確定一樣東西不是什麼。

誤將不能理解當作愚蠢

胖子東尼當然有許多前輩。由於哲學的優越性，以及它融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日常實務的方式，我們不會聽到其中許多人的說法。所謂「哲學」，我的意思是指理論性和概念性的知識，也就是我們能寫下來的所有知識和事情。直到最近之前，這個名詞主要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自然哲學，試圖將大自然合理化，以管窺她的邏輯。

現代世界中，年輕的弗里德里希．尼采針對這一點展開了猛烈攻勢，不過他是以文學偽裝，在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間跳來跳去，夾雜著對於「西方」、「典型的希臘人」和「德國的靈魂」是什麼意思的幻覺。尼采二十出頭寫了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他以他所說的「科學的秘法家」蘇格拉底「使得存在看起來能夠理解」的說法為目標。以下精彩的片段，揭露了我提出的冤大頭理性主義謬誤：

或許——因此他（蘇格拉底）應該問問自己——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不一定表示我無知？或許這位論理學家被某個智慧領域流放？

「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不一定表示我無知」，或許是尼采的世紀最強而有力的句子——我們也在前言中用到它的一個版本，用於定義脆弱推手誤將他不了解的事情當作胡扯。

尼采也厭惡蘇格拉底對於真理的見解，主要原因在於促進了解的說法，因為根據蘇格拉底所言，一個人不會明知故犯——這個論點似乎瀰漫在啟蒙時代，因為孔多塞（Condorcet）等思想家認為真理是善的唯一和充分來源。

這個論點正是尼采所抨擊的：知識是萬應藥；錯誤是有害的；因此科學是讓人感到樂觀的事業。科學樂觀主義的說法激怒了尼采：這等於是利用推理和知識，為烏托邦效力。人們在討論尼采的時候，忘了他說的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的區別，因為所謂的尼采悲觀論讓人分心，沒有注意到他想表達的要點。他質疑的正是知識的善。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理解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談到的中心問題。他看到太陽神精神（Apollonian）和酒神精神（Dionysian）這兩股力量。其一是慎重的、平衡的、理性的、充滿推理和自制；另一是黑暗的、本能的、狂野的、奔放不羈、難以理解、從我們的內心深層出發。古希臘文化代表兩者的均衡，直到蘇格拉底對歐里庇得斯產生影響，給了太陽神精神比較大的分量，而破壞酒神精神，導致理性主義過度興起。這相當於將荷爾蒙注入你的身體，干擾自然的化學作用。有太陽神精神，卻沒有酒神精神，就像中國人所說的有陽無陰。

尼采作為思想家的力量，持續令我吃驚：他想到了反脆弱性。雖然許多人（誤）將「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歸功於經濟學家熊彼得（怪不得一些真知灼見和深層的某些東西會來自經濟學家），②而且如同我們看到的，比較有學問的人說來源是馬克思，其實早在尼采談到酒神時，便稱之為「創造性破壞」和「破壞性創造」，而首先創造這個詞。尼采確實以他的方式，想到了反脆弱性。

我讀過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兩次，第一次是在非常嫩的兒時，第二次是在終身思考隨機性之後，發現尼采了解我在他的字裡行間沒有明白看到的某些東西：知識——或者任何東西——的成長不能在沒有酒神的情況下往前推進。由於我們擁有可選擇性，到了某個時點，我們可以選擇的一些事物就會顯現出來。換句話說，它可以是隨機修補的來源，而太陽神則是選擇過程中理性的部分。

且讓我抬出大老闆塞內加。他也提到酒神和太陽神的特質。他在一本著作中，用更豐富的方式呈現我們人類的傾向。談到上帝（他也稱之為「命運」，將祂和各種成因的交互作用畫上等號）的時候，他給了祂三種示現。第一是「利柏爾．佩特」（Liber Pater），也就是喧鬧的力量（亦即尼采所說的酒神）帶給我們繁殖力，讓生命能夠延續；第二是海克力斯，具體展現了力量；第三是墨丘利（Mercury），代表（塞內加那個時代的）工藝、科學和理性（似乎是尼采所說的太陽神）。他將力量納為另一個維度，比尼采更為豐富。

我說過，在這之前，對於來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傳統的理性主義知識所代表的「哲學」發動的抨擊，來自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不見得是搶眼的大人物，但大都存在於被人遺忘或極少提到的書本中。為什麼被遺忘？因為結構化的學習，喜歡天真理性主義的貧乏和簡單、容易教導，不像經驗主義有那麼豐富的紋理，而且我說過，抨擊學術思想的人很少占得一席之地（在醫藥史中，我們可以非常明顯看到這一點）。

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學識甚至遠比尼采淵博，而且是遠比尼采更沒有偏見的古典學者，除了一般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也懂希伯來語、阿拉米語（古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他在抨擊阿維羅伊時，提到一個有名的觀念，說邏輯排除——依據定義——細微的差別，而由於真理只存在於細微之處，所以「在道德和政治科學中尋找真理是無用之舉」。

傳統

如同胖子東尼所說，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在雅典主流派的眼中，破壞運作得還不錯的某種東西。天底下的事情太過複雜，無法用言詞表示；硬要那麼做的話，你會害死人類。或者人——就像面對綠木材那樣——可能專注於正確的事情，但我們不夠好，無法在知性上弄懂什麼是正確的事。

死亡和犧牲會有很好的行銷效果，尤其是當一個人面對命運，看法卻絕不動搖。英雄是滿懷知性信心和自尊的人，死亡對他而言輕如鴻毛。雖然由於蘇格拉底的死和以哲學的方式從容赴死，我們聽到和他有關的大部分故事，都將他英雄化，但是一些古典批評家相信蘇格拉底摧毀了社會的基礎——指先人傳承下來的試探啟發法；我們可能不夠成熟，最好不要去質疑它們。

我們在第二章談過的老加圖，對蘇格拉底很反感，加圖像胖子東尼那樣實事求是，但是公民意識、使命感、尊重傳統和堅持道德正直則遠高於胖子東尼。他也對希臘的事情感到反感，而這可以從他對哲學家和醫生反感看得出來——我們會在後面幾章看到，那種反感有非常驚人的現代理由。加圖堅信民主，使他相信自由和習慣性規則，並且害怕專制。普魯塔克（Plutarch）引述他的話說：「蘇格拉底是極為嘮叨不休的人，試圖成為國家的暴君，以摧毀它的習慣，並且誘使它的公民持有和法律、秩序相反的觀點。」

因此讀者應該能夠了解古人對天真的理性主義抱持的看法：天真的理性主義使得思想變得貧乏，而不是促進思想，因此引進了脆弱性。他們了解，不完整——一知半解——一定有危險。

除了古人，其他許多人也介入為這種不同的知識辯護，並且請我們尊重它。首先，愛爾蘭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艾德蒙．伯克也反對法國大革命，因為它破壞了「行之有年的集體理性」。他相信社會的大變動會使我們受到不可預見的影響，因此主張在社會體系中，以試誤法進行小試驗（實際上等於凸性修補）的概念，並且尊重傳統上複雜的試探啟發法。二十世紀的保守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邁可．歐克修特（Michael Oakeshot）也是一樣，相信傳統提供給我們經過過濾的集體知識之大成。持同一見解的還有約瑟夫．德．邁斯特，如我們所知，他會想到「第二步」。他是講法語的保皇黨和反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直言不諱厭惡大革命之害，並且相信人在根本上會墮落，除非以某種獨裁專制加以節制。

維特根斯坦顯然是現代反脆弱思想家名單的榜首，因為他對於字詞難以形容的事物，有非凡的洞見。而且，在所有的思想家當中，他最了解綠木材問題——他很可能率先說出其中的一個版本，因為他質疑語言表達文字的能力。此外，這個人是聖人——他為了哲學，而犧牲自己的生活、友誼、財富、名聲，以及其他一切。

我們可能忍不住認為佛烈德瑞克．海耶克屬於反脆弱、反理性主義那一類。他是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反對社會規劃，理由是訂價系統透過交易，揭露了嵌入社會中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不是社會規劃者所能取得的。但是海耶克錯過了以可選擇性替代社會規劃者的概念。就某方面來說，他相信人的智慧，只是那是分散式或集體智慧——不是用可選擇性替代智慧。③

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表示，不會讀寫的人有他們本身的「具體性科學」，也就是以物體和它們的「第二性」、感官性，去思考環境的全面性方法，而這樣的方法不見得比我們的許多科學方法欠缺一致性。這個方法在許多方面，和我們的科學方法一樣豐富，甚至更為豐富。綠木材的道理同樣能夠用在這裡。

最後，當代政治哲學家和隨筆作家約翰．葛雷（John Gray）認為人類不應該狂妄自大，並且力抗啟蒙運動是萬靈丹的盛行觀念——把某一類思想家視為啟蒙運動的基本教義派。葛雷不斷指出，我們所謂的科學進步只是個幻象。當他、我和隨筆作家布萊恩．艾普爾亞德（Bryan Appleyard）計畫共進午餐時，我在心裡上先準備好要討論的各種觀念，並且主張我自己的想法。後來發現這是我這一輩子吃過的最好午餐，令我驚喜不已。我們三個人心照不宣地了解相同的論點，因此直接進入第二步，討論各種應用——例如以貴重金屬（因為各國政府不擁有這些東西）取代我們持有的貨幣等平凡無奇的東西，實在令人舒暢無比。葛雷的辦公室就在海耶克旁邊，他告訴我，說海耶克是相當枯燥無趣的人，一點都不好玩——因此缺乏可選擇性。

冤大頭和非冤大頭的差別

我們回頭討論點金石。蘇格拉底談的是知識。胖子東尼卻不然，他對知識是什麼毫無概念。

對東尼來說，生活中的差別不在於真或假，而是在於冤大頭或非冤大頭。事情對他而言，總是比較簡單。就像我們看到的塞內加的觀念和泰勒斯的賭注，真實的生活中，暴露在風險中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替代了邏輯。教科書的「知識」漏掉了一個維度，也就是隱形的利益不對稱——就像平均數的概念那樣。人類的知識史大致上遺漏了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你的行動所得到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和「假」）。這是非常可怕的遺漏。報償，也就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利益或者傷害），總是最重要的事；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哲學家愛談真與假。真正過生活的人談的是報償、曝險程度和後果（風險與獎酬），因此談的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有些時候，哲學家和思想家，以及那些做研究的人，將真和風險、獎酬混為一談。

我的論點更進一步，認為真和假（因此就是我們所謂的「信念」）在人的決定中，扮演可憐的次要角色；從真和假而來的報償居於主宰地位——而且這幾乎總是不對稱的，某個後果遠大於另一個，也就是存在正不對稱性和負不對稱性（脆弱或反脆弱）。讓我說明如下。

脆弱性，不是機率

我們會在旅客搭機之前檢查他們是否攜帶武器。我們相信他們是恐怖分子嗎：真或假？假，因為他們不可能是恐怖分子（機率很低）。但我們還是會檢查，因為我們面對恐怖行動顯得脆弱。這裡面有不對稱性。我們感興趣的是報償，以及問題為真時（也就是他們果然是恐怖分子）的後果或報償太大，而檢查的成本太低。你是否認為核子反應爐可能在明年爆炸？假。可是你寧可認為它是真，因此花數百萬美元做額外的安全防護，因為我們面對核子事件顯得脆弱。第三個例子：你是否認為隨便吃藥會傷害你？假。你會吞下這些藥丸嗎？不、不、不。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寫下過去一個星期所做的所有決定，或者如果可能，寫下今生做過的所有決定，你會發現它們幾乎全有不對稱的報償，一邊造成的後果大於另一邊。你所做的決定主要是根據脆弱性，不是機率。或者再說一遍，你主要是根據脆弱性做決定，不是那麼在意真或假。

現在來談談真或假在真實世界中做決定有它的不足之處，尤其是牽涉到機率的時候。真或假是對應於高機率或低機率的解讀。科學家有個稱作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的東西；一個結果取得九五％的信賴水準，意思是說那個結果是錯的機率不會高於五％。這個觀念當然不適用，因為它忽視了影響的大小，而這當然使得有極端事件的事情變得十分糟糕。如果我告訴你，某個結果有九五％的信賴水準為真，你會相當滿意。但如果我告訴你，飛機安全的信賴水準是九五％呢？連九九％的信賴水準也不會令你滿意，因為一％的墜機機率令人很緊張（今天的商業飛機墜機的機率低於數十萬分之一，而且這個比率不斷改善，因為每一次的錯誤，都會使整體的安全有所改善）。因此，再說一次，機率（因此真或假也是）在真實世界中行不通；重要的是報償。

這一輩子，你可能已經做了數十億次的決定。你有多少次算過機率？你當然可能在賭場裡面算過，但不會在其他地方算過機率。

混淆事件和暴露程度

這再次將我們帶到綠木材謬誤。「黑天鵝」事件和它如何影響你——對你的財務、情緒造成的衝擊，或者會製造的破壞——並不是同一回「素」。而且這個問題深植於標準的反應之中；當我們指出預測者預測失敗，他們的回答通常是：「我們需要更好的運算」，才能把事件預測得更好，並且算出機率，而不是效果比這好很多的「修改你的暴露程度」，並且學習脫離困境；宗教和傳統的試探啟發法在這一方面做得比天真和化妝的科學要好。

第四冊結論

除了醫療實證，本節試著為不合理性、倜儻不群的人、工程師、自由創業家、富有創意的藝術家，以及遭到歷史辱罵的反學界思想家辯護。其中一些人很勇敢——不只有勇氣力陳自己的觀念，也有勇氣接受在他們自知並不了解的世界中生存，而且樂在其中。

本節的結論認為：放手去做，比你可能相信的要聰明——而且更有理性。我在這裡所做的，只是利用可選擇性簡單的數學特性等東西，揭穿教鳥怎麼飛副現象和「線性模型」的面目。這並不需要知識或智慧，只要在選擇時有理性就行了。

請注意並沒有經驗證據，支持以目前的形式推銷的有組織研究，能夠帶來大學所承諾的偉大事情那種說法。而且蘇聯——哈佛觀念的促銷者並沒有使用可選擇性或二階效應——他們的說法中缺乏可選擇性，正好否定他們所抱持的目的論科學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他們需要改寫科技史。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最近一次和艾莉森．吳爾夫見面時，我們討論到教育的這個可怕問題和學術界有所貢獻的錯覺，因為常春藤名校在新亞洲人和美國上流階級眼中，正取得奢侈品的地位。哈佛就像路易威登（Vuitton）包或者卡地亞（Cartier）手錶。這對中產階級父母造成很大的負擔，因為必須將更大比率的積蓄交給這些機構，把他們的錢移轉給行政管理人員、不動產開發商、教授和其他的代理人。在美國，我們堆起學生貸款，自動移轉給這些抽租者（rent extractors）。就某方面來說，這和訛詐沒有兩樣：一個人需要體面的大學「名稱」，才能出人頭地；但是我們曉得，整體而言，社會並不會因泵陴梒揪滷虼|而進步。

她要求我寫信告訴她我對未來教育的看法——我對她表示，關於這個主題，我十分樂觀。我這麼回答：鬼扯是脆弱的。歷史上有哪個騙局能持續長久？時間和歷史最後會揭穿脆弱性，我非常有信心。教育這個機構，在沒有外界壓力因子的情形下一直成長，最後一定崩潰。

接下來兩冊，第五冊和第六冊將談脆弱的東西崩潰——指日可待——的觀念。第五冊會（以比較技術性的方式）說明如何察覺脆弱性，並將呈現點金石背後的機制。第六冊的立論依據是時間有如橡皮擦，而不是建設者，並且擅長於毀壞脆弱的東西——不管是脆弱的建築物，還是脆弱的觀念，都會遭到毀壞。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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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蘇格拉底的另一位傳記作者色諾芬則呈現不同的畫面。《大事記》（Memorabilia）中的蘇格拉底正經嚴肅、實事求是；他輕視沒用的知識，也鄙視在那麼多有用和重要的事情遭到忽視（不看星星以找出原因，而是研判你可以如何利用它們以航行；利用幾何學以量測土地，此外不做別的事），卻在研究事物時不考慮實務後果的專家。↑

②亞當．斯密是第一位和最後一位道德哲學家。馬克思是哲學家。康尼曼和西蒙（Simon）分別是心理學家和認知科學家。海耶克當然是例外。↑

③哲學家魯伯特．李德（Rupert Read）說服我相信，海耶克和波普爾一樣，實際上鑽研的是天真理性主義的一個分枝，並且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說兩個人不應該名列反脆弱思想家之林。↑

④讀者可能想知道教育和混亂之間的關係。教育屬於目的論，討厭混亂。它通常迎合脆弱推手之所好。↑

談閣樓的重要性

一九九○年代中，我悄悄將領帶丟進紐約第四十五街和公園大道街角的垃圾桶。我決定隱居數年，將自己鎖在閣樓，試著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想法、試著框架我所說的「隱形非線性」和它們的影響。

我擁有的東西，不太像是一種觀念，而只是一種方法，因為我摸索不到更深層的中心觀念。但是利用這個方法，我寫出將近六百頁的東西，討論如何管理非線性效應，並且加上圖表。本書前言說，「非線性」的意思是說反應並非直線。但是我更進一步，觀察它和波動性的關係，而且很快就相當清楚。然後我深入到波動性的波動性，以及這些更高階的效應。

在閣樓閉門研究而寫成的書，最後定名為《動態避險》（Dynamic Hedging），談的是「管理和處理複雜的非線性衍生性金融商品曝險程度的技術」。這本技術性書籍，真的是從頭談起，而且愈寫愈是深切感覺到：我所提的論點遠比我在自己的專業所用的有限案例重要；我曉得自己的專業是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絕佳平台，但是我太懶和太過因循守舊，沒有進一步探索。這本書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我很喜歡的一本（在這本之前），而且回憶起來相當愉快：在幾乎完全寂靜的閣樓中，度過兩個嚴酷的寒冬，但太陽藉由雪地反射，溫暖了我的房間和寫書計畫。好幾年內，我都沒去想其他的事情。

這段期間，我也得知相當有趣的一件事。有人誤將我的書交給四位評審，他們都是學術界的財務經濟學家，而不是「數字達人」（quants；指計量分析師利用數學模型處理財務數字）。決定送審的人不是很清楚兩者的差異。四位學者退回我的書，有趣的是，四個理由完全不同，而且論點毫無交集。我們這些實務工作者和數字達人不太理會學者講的話——這就像是娼妓聽取修女發表技術性評論。叫我驚訝的是，如果我錯了，他們應該以完全相同的理由退書。於是反脆弱性發揮作用。接著出版商當然看見這個錯誤，並且改交給計量評審重看，這本書才得見天日。②

生活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正是將非線性簡化，使它成為線性。這樣的簡化造成了扭曲。

接下來，在我開始鑽研和不確定有關的其他事情時，我對暴露程度的非線性失去興趣，因為前者對我來說，似乎比較具有知性和哲學性，就像隨機性的特質那樣——而不是探討事情對隨機事件如何反應。這也可能是因為我搬了家，不再有那間閣樓。

但是一些事件又把我拉回第二次閉門獨居。

二○○○年代末爆發危機之後，由於和新聞媒體的接觸，我度過一段宛如置身地獄的時期。我突然之間遭到去知識化、被抹黑、被拉出我的棲息地，推出去成為公共商品。我並不曉得媒體人和公眾很難接受學者的工作是不理會眼前不重要的事務、寫書而不是寫電子郵件，以及在台上發表演說的時候不跳舞；不能接受他有其他的事要做，例如早上在床上閱讀、在窗前桌子寫作、長時間散步（慢慢地走）、喝蒸餾咖啡（早上）、洋甘菊茶（下午）、黎巴嫩白酒（晚上）、慕斯卡葡萄酒（晚飯後）、散步更長的時間（慢慢地走）、和親朋好友辯論（但絕對不在早上），以及睡前（再次）在床上閱讀，而不是不斷改寫自己的書和觀念，好讓陌生人及國際網路（Networking International）分會不看書的會員看。

接著我選擇退出公眾生活。當我成功地重新控制自己的行事曆和大腦、從心靈深處受到傷害的狀況恢復過來、學會使用電子郵件過濾器和自動刪除功能，並且重新展開我的生活後，命運女神帶給我兩個觀念，讓我覺得很蠢——因為我發現心裡早就有了它們。

分析非線性效應的工具顯然相當普遍。可嘆的是，在我獨自散步加上喝洋甘菊茶，展開新生活的那一天之前，當我看著一只瓷杯，並不曉得身邊每一樣非線性的東西，都可以用相同的技術去察覺，就像我上次獨居時所發現的那樣。

我發現的事情，將在接下來兩章中描述。

圖十和十一將非線性簡化：凹性和凸性分別像微笑和噘嘴。

為了簡化詞彙，我用「凸性效應」（convexity effect）來說明兩者，分別是「正凸性效應」（positive convexity effects）和「負凸性效應」（negative convexity effects）。

為何不對稱性會對應到凸性或凹性？簡單的說，如果某種變動的上檔利益多於下檔損失，將它畫成曲線，那會是外凸曲線；相反的則是內凹曲線。圖十二以非線性重新表述不對稱性。它也顯示了數學的魔術效應，讓我們能以相同的方式處理韃靼牛排、創業精神和金融風險：只要在前面加個減號，凸性圖就會變成凹性。舉例來說，胖子東尼在若干交易得到的報償，和銀行或金融機構恰好相反：每當它們損失一塊錢，胖子東尼就賺到一塊錢。到最後，利潤和損失彼此有如鏡像，其一是在另一前面加個負號。

圖十二也顯示為何凸性喜歡波動。如果你從波動中賺到的錢多於賠掉的錢，你當然會希望出現很多波動。

凹性為何會受到「黑天鵝」事件的傷害？

我這一輩子，心裡一直都有這個觀念——卻從來不知道用圖形表示，可以表達得那麼清晰。圖十三畫出傷害和出乎意料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一樣東西暴露程度的凹性愈強，遭到意外事件的傷害愈大，而且愈不成比例。因此非常大的偏差會造成不成比例更大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將這個非常簡單的技術，用於探查三元組中的脆弱性和位置。

我們就來介紹可以使用的方法。這種技術是一種簡單的試探啟發法，稱作脆弱性（和反脆弱性）察覺試探啟發法，運作方式如下：假設你想要探討一座城鎮是否過度優化。假設你衡量行經那座城鎮的汽車增加一萬輛時，通車時間多出十分鐘。如果再增加一萬輛，通車時間多出三十分鐘。通車時間加速增加，顯示交通呈現脆弱性，表示車輛太多，需要減少，直到加速增加變得溫和為止（再說一次，加速是一種急凹性或者負凸性效應）。

同樣的，政府的赤字對於經濟狀況的變動，特別呈現凹性。比方說，失業率每增加一單位的偏差——尤其是當政府背負債務時——赤字就會變得更加惡化。一家公司的財務槓桿也有相同的效應：你需要借愈來愈多的錢，才能得到相同的效應。這就像龐奇騙術。

脆弱公司的營運槓桿也是一樣。營業額增加一○％時利潤增加的金額，會低於營業額下降一○％時利潤減少的金額。

我直覺上利用這種技術，宣稱備受尊崇的公司房利美行將就木——而且很容易據此提出一個經驗法則。現在我們可以給ＩＭＦ一個簡單的量數。它看起來很簡單、太過簡單，所以「專家」起初的反應是認為它「微不足道」（以前顯然不曾察覺這些風險的人是這麼說的。至於學者和計量分析師，總是嘲弄他們一看就懂的東西，而且會被不是他們想出來的東西激怒）。

根據人應該利用別人的愚蠢取樂這個神奇的原則，我找來朋友拉斐爾．陶亞迪（Raphael Douady）合作，用最深奧的數學推導式，加上得花（專業人士）半天時間才想得通的莫測高深定理，表達這個簡單的觀念。拉斐爾、布魯諾．杜皮爾（Bruno Dupire）和我將近二十年來不斷討論帶有風險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選擇權專業人士從他們的有利觀點看它們，會遠為嚴謹和清楚。拉斐爾和我證明了非線性、厭惡波動性和脆弱性之間的關係。說起來令人驚訝——也已經證明如此——如果你能用錯綜複雜的方式，加上深奧難懂的定理，去說明某些本來簡單易懂的事情，即使那些複雜的方程式並沒有使嚴謹程度大增，別人也會對你所提的觀念肅然起敬。我們只獲得正面的反應，現在聽到人們說，這個簡單的察覺試探啟發法「十分聰明」（說這些話的人，是本來認為它微不足道的同一票人）。唯一的問題是，數學是附加上去的。

正與負模型誤差的觀念

現在來談談我相信是我真正的專長所在：模型的誤差。

我在廁身交易業時，經常犯下許多執行上的錯誤。比方說，我本來要買一千單位，隔天才發現事實上買了兩千單位，如果價格上漲，那麼利潤相當可觀。一旦相反，就會承受很大的損失。所以這樣的錯誤產生的影響，長期而言會相互抵消，因為它們能在兩個方向對你造成影響。它們導致變異增加，對你的業務影響卻不大。它們不會製造片面的結果。而由於規模有它的上限，這些錯誤可以受到控制——你執行許多小交易，因此錯誤仍然很小。到了年底，錯誤通常會如業內人士所說的「洗掉」。

但是我們建立的大部分東西卻不是這樣，而且錯誤是和呈現脆弱性的東西有關，結果產生負凸性效應。這一類的錯誤會產生單向的結果，也就是產生負值，往往導致飛機晚到，而不是早到。戰爭往往變得更糟，而不是變得更好。就像我們在交通方面看到的，變異（現在稱之為動亂〔disturbances〕）往往使得從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到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的通車時間增加，永遠不會縮短。像交通之類的某些事情，很少經歷等量的正動亂。

這種往一邊倒的片面性會使我們既低估隨機性，也低估傷害，原因在於一個人因為錯誤而暴露在傷害中的程度，大於受到的利益。如果長期而言，隨機性來源在某個方向的變異和另一個方向的變異一樣多，傷害會遠遠高於利益。

所以——這是三元組的關鍵——我們可以將事物做三種簡單的區分：長期而言喜歡動亂（或者錯誤）的事物、對它們呈現中性反應的事物，以及厭惡它們的事物。到現在，我們已經見到進化喜歡動亂，我們也見到發現喜歡動亂。有些預測會受到不確定性的傷害——而且就像交通時間，我們需要緩衝。航空公司已經想出怎麼做這件事，但政府在估計赤字時則不然。

這種方法非常普遍。我甚至將它用在福島式的運算上，並且發現他們的小機率運算如何脆弱——事實上，所有的小機率面對錯誤都顯得非常脆弱，因為所做的假設稍微有點變動，機率就會急遽升高，從每百萬分之一跳升為每百分之一。這相當於低估一萬倍。

最後，這種方法可以告訴我們，經濟模型所用的數學在哪裡是假的——哪些模型顯得脆弱，以及哪些模型不然。只要稍微改變假設，看看影響有多大，以及那種影響是否會加速就知道了。所謂加速，就像房利美那樣，意味著依賴那個模型的某個人會因為「黑天鵝」效應而爆炸。真的很容易。本書附錄提供了詳細的方法，可用於察覺經濟學中的哪些結果是假的——並且討論小機率的問題。我在這裡只想說，經濟學和計量經濟所教的東西，只要帶有方程式，大都應該立即捨棄——這可以說明為什麼經濟學大致上是騙人的專業。脆弱推手，總是帶來脆弱！

如何失去祖母

接下來我要解釋下述的非線性效應：平均數——也就是一階效應——無關緊要的狀況。這是我們探討點金石運作之前的第一步。

如同俗話所說：

如果一條河平均深四呎，千萬不要過河。

你剛接獲通知，說你祖母接下來兩個小時，將待在華氏七十度（約為攝氏二十一度）非常宜人的平均溫度中。好極了，你心裡想著，因為七十度的溫度對祖母再適合不過了。由於你念過商學院，所以是那種看「大畫面」的人，非常滿意這個摘要資訊。

但是又來了第二份資料。說你祖母第一個小時將待在華氏零度（約為攝氏負八度），第二個小時待在一百四十度（約為攝氏六十度），平均是非常宜人的地中海式七十度（攝氏二十一度）的環境中。這下子，看起來你很可能失去祖母，喪禮在所難免，而且可能繼承一筆遺產。

溫度偏離七十度之後，變動所造成的傷害顯然愈來愈大。你應該知道，第二份資訊，也就是變異性，比第一份資訊重要。當一個人面對變異顯得脆弱，平均數的概念便不重要——這個時候，溫度可能的離散情形，重要性大得多。你的祖母對溫度的變異、氣候的波動顯得脆弱。我們將第二份資訊稱作二階效應，或者更準確地說，叫作凸性效應。

平均數的概念雖然用來簡化很好，但它也可能是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華氏七十度的平均溫度，這個資訊並沒有將祖母的處境簡化。這只是將資訊塞進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科學模型的建立者必然會做這種事，因為模型的特性，正是在於簡化。但我們不希望簡化將真實的狀況扭曲到造成傷害。

圖十六顯示祖母的健康狀況面對變異所呈現的脆弱性。我將縱軸定為健康，橫軸定為溫度。曲線的形狀向內凹——這是「凹」形，或者呈現負凸性效應。

如果祖母的反應是「線性」（不是曲線，而是呈現一條直線），那麼溫度七十度以下造成的傷害，會被在它之上的溫度所帶來的利益抵銷。但是祖母的健康一定會在某個點達到最高值，之後再也上不去，否則健康會不斷改善。

在我們快速往比較一般性的特質推進時，暫時可這麼認為；就祖母的健康對溫度的反應來說： ⒜這裡呈現非線性（反應並非一條直線，也就是並非「線性」）， ⒝曲線過分向內凹，以及⒞反應的非線性愈大，平均數的重要性愈低，而穩定在這種平均數附近的重要性愈高。

現在來談點金石③

中世紀的人把不少心思放在尋找點金石上。我們要提醒讀者：chemistry（化學）一字來自alchemy（煉金術），其中大都是在探討物質的化學力量。人們的努力重點，在於利用嬗變法，將金屬化為黃金，從而創造價值。這個過程中，必要的物質稱作點金石——哲學家之石。許多人沉迷其中，包括阿爾伯圖斯．馬格納斯（Albertus Magnus）、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和羅傑．培根（Roger Bacon）等學者，以及不算學者的偉大思想家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

嬗變法的運作被稱作馬格納斯作品（Magnus Opus）——（曠世）巨作——可不是件小事。我真的相信我——根據可選擇性的某些特質——將討論的運作，和先人的努力一樣接近點金石。

以下的說明將讓我們了解：

⒜混為一談問題（誤將油價當作地緣政治，或者誤將下賭贏錢當作預測得好——而不是從報償和可選擇性的凸性而來）的嚴重性。

⒝為何擁有可選擇性的任何事情都具有長期的優勢——以及如何衡量它。

⒞稱作詹森不等式的另一微妙特質。

第十八章所舉的交通例子說，一個小時有九萬輛車子，下一個小時車子增為十一萬輛，雖然平均只是十萬輛，交通狀況卻很可怕。另一方面，假設兩個小時的車輛都是十萬輛，交通會非常順暢，通車時間會相當短。

車輛數是某樣東西，也就是個變數；交通時間是某樣東西的函數。函數的表現就像我們說過的，「不是同一回事」。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由於非線性，某樣東西的函數變得和某樣東西不同。

⒜非線性愈大，某樣東西的函數愈是偏離某樣東西。如果交通呈現線性，下列兩種狀況的通車時間將沒有差異：先是九萬輛，然後是十一萬輛車子，或者一直都是十萬輛。

⒝某樣東西的波動性愈大——也就是更加不確定——函數愈是偏離某樣東西。我們再用車子的平均數來說。函數（通車時間）受平均數的波動影響較大。如果分布不平均，情況就會惡化。就算平均數相同，你會希望兩段時間的車子都是十萬輛；先是八萬輛，然後是十二萬輛，會比先是九萬輛，然後是十一萬輛要來得糟。

⒞如果函數呈現凸性（反脆弱），那麼某樣東西的函數平均數將高於某樣東西平均數的函數。函數如為凹性（脆弱），情況則相反。

我們拿個例子來說明⒞，因為它是比較複雜的偏誤版本。假設討論中的函數是平方函數（將一個數字乘以本身）。這是凸函數。取來一個傳統的骰子（六面），假設報償等於面朝上的數字，也就是你得到的報酬等於骰子擲出來的數目——如果是一，得到一，如果是二，得到二，如果是六，最高得到六。期望（平均）報償的平方是（1+2+3+4+5+6除以6）²，等於3.5²，得到12.25。所以平均數的函數等於12.25。

但是函數的平均數如下所述。取每一個報償的平方，1²+2²+3²+4²+5²+6²除以6，得到平方報償的平均數，所以函數的平均數等於15.17。

因此，由於平方是個凸函數，平方報償的平均數高於平均報償的平方。15.17和12.25之間的差異，就是我說的反脆弱隱形利益——這裡有二○％的「優勢」（edge）。

這裡面有兩個偏誤：一個是基本的凸性效應，導致人們誤將某樣東西平均數（這裡是3.5）的特性和某樣東西的（凸）函數平均數（這裡是15.17）混為一談，第二個偏誤比較複雜，是誤將函數的平均數當作平均數的函數，這裡是指誤將15.17當作12.25。後者代表可選擇性。

擁有線性報償的人，需要有五○％的次數正確。擁有凸性報償的人，需要的正確次數則少得多。反脆弱性的隱形利益是指你可以猜得比隨機要差，最後的表現卻仍然超前。可選擇性的力量就是在這裡——某樣東西的函數凸性很大，所以你能夠做錯卻仍有不錯的表現——也就是不確定性愈高愈好。

這解釋了我的說法：你可以愚笨但具有反脆弱性，表現仍然會很好。

這個隱形的「凸性偏誤」，來自稱作詹森不等式的數學特性。這是一般的創新論述所漏失的地方。如果你忽視凸型偏誤，你會錯過非線性世界運作的一大段。而這的確是相關的論述所遺漏的觀念。對不起。④

如何化黃金為糞土：反點金石

我們拿前面的相同例子來說，但是使用平方根函數（和平方恰好相反，呈現凹性，但是凹性遠低於平方函數的凸性）。

期望（平均）報償的平方根是√(1+2+3+4+5+6除以6)，等於√3.5，得到1.87，也就是平均數的函數等於1.87。

但是函數的平均數如下所述：取每一個報償的平方根，(√1+√2+√3+√4+√5+√6)除以6，算出平均平方根報償，也就是函數的平均數等於1.80。

兩者的差異稱作「負凸性偏誤」（或者如果你是愛挑剔的人，則稱之為「凹性偏誤」）。脆弱性的隱形傷害是你的預測需要遠優於隨機，而且曉得你正往哪裡去，才能抵銷負效應。

且讓我彙整前面的論點：如果你擁有有利的不對稱性或者正凸性（選擇權是個特殊例子），那麼長期而言，你的表現會相當好，在不確定存在的情況下，表現優於平均數。不確定性愈大，可選擇性便扮演愈吃重的角色，而且更好的表現會更好。這個特質對人生十分重要。

我這一生一直使用一個令人驚嘆的簡單試探啟發法：認清騙子很簡單，就是他們會給你正向的建議，而且只給正向的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和當冤大頭的傾向，聽他們一說，頓時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等到後來你忘記它們，那樣的感覺便隨風而逝。不妨看看市面上一堆「怎麼做」的書，書名叫作「——的十個步驟」（你可以填入豐富生活、減重、交朋友、創新、當選、鍛鍊肌肉、找老公、經營孤兒院等）。可是在實務上，專業人士，也就是被進化選上的人，用的是負向方法：下棋高手試著靠不輸棋而贏棋；一個人是靠不破產（尤其是在別人這樣的時候）而致富；宗教主要是禁止你做某些事情；人生中要學的是避開什麼事。由於少數一些措施，你便能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我們會被隨機性愚弄，是因為大部分情況都充滿高度的隨機性，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到底是成功的人擁有長才，還是擁有長才的人會成功——但是我們相當能夠預測負面的事，也就是完全不具備任何長才的人最後會失敗。

減法知識

談到知識，同樣的道理也派得上用場。對知識最大——和最強固——的貢獻，在於消除我們認為是錯的東西。這也就是減法認識論。

生活中，要取得反脆弱性，方法是莫當冤大頭。偽迪奧尼修斯在《冥契神學》（Peri mystikes theologias）中，並沒有使用這些確切的字眼，沒有討論反證，也沒有清楚表達觀念，但根據我的看法，他了解這種減法認識論和知識的不對稱。我將喜歡某種犀利明快的抽象形式、理論形式和共相，而使我們無視於現實的混亂和導致「黑天鵝」效應發生的想法，稱作「柏拉圖式思想」（Platonicity）。然後我發現有不對稱存在。當柏拉圖的觀念以相反的方式呈現，例如負共相，我真的信之不疑。

所以我主張的認識論中心信條如下所說：我們知道不對的事情，遠多於正確的事情。或者利用區分脆弱和強固的語彙來說，負向知識（什麼事情是不對的、什麼事情行不通）比正向知識（什麼是對的、什麼行得通）面對錯誤更為強固。所以透過減法，知識會成長得遠比透過加法要快——因為我們今天知道的事情，可能證明是錯的，但我們知道是錯的事情，不會變成對的，至少不是那麼容易就變成對的。如果我發現一隻黑天鵝，便相當肯定「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這種說法是錯的。但即使我不曾見過黑天鵝，也永遠沒辦法相信這種說法正確無誤。再說一遍：由於觀察到一件小事，能夠推翻某個說法，但即使千百萬人，也很難證實它正確，所以反證比證實更為嚴固。

我們這個時代，這個觀念和哲學家波普爾有關，而且我誤以為他是這個觀念的原創者（但他是一個更強而有力的觀念的原創者，也就是我們根本上無法預測歷史的軌跡）。後來發現，這個概念古老得多，是東地中海後古典時代懷疑經驗醫療學派的中心信條之一。一群十九世紀的法國學者重新發現了這些作品，因此知之甚詳。而且這個反證力量的觀念，彌漫在我們研究硬科學的方法之中。

看得出來，我們可以將這連結到正向（加法）和負向（減法）的一般畫面中：負向知識比較強固。但它並不完美。波普爾視反證為確實不含糊、非黑即白，而遭到哲學家批評。我們沒辦法一口咬定，因為不可能研判一項實驗未能取得預期的結果——因而「否證」（falsifying）理論——是因為工具不良、運氣不好，還是因為科學家作假。假設你看到一隻黑天鵝，這肯定會推翻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觀念。但如果你是喝過黎巴嫩白酒，或者花太多時間上網而產生幻覺呢？如果那是在黑暗的晚上，所有的天鵝看起來都是灰色的呢？因此，且讓我們推而廣之指出：失敗（和反證）給我們的資訊多於成功和證實。這就是我宣稱負向知識「比較強固」的原因。

寫這一節內容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拜讀波普爾完整的作品，不懂為什麼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那麼沉迷於否證方法，卻完全漏掉脆弱性的觀念。他的巨著《歷史主義貧困論》（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提到預測有其極限，說我們對於未來，不可能有可接受的表述。但是他漏掉了一點，那就是能力差的外科醫生進行腦部手術，我們敢預測勢必造成嚴重的傷害，甚至令病人死亡。可是針對未來的這種減法表述，完全符合他的反證觀念，也就是這個觀念合乎邏輯的第二步。他所說的否證某個理論，在實務上應該會導致它所應用的目標遭到毀壞。

政治體系中，良好的機制能夠幫助我們除去壞人；它不必考慮做什麼事，或者把誰放進去，因為一個壞人造成的傷害，會多於一些好人的集體行動。強．埃爾斯特（Jon Elster）更進一步；他最近寫了一本書，書名相當生動，稱作《防止搗蛋》（Preventing Mischief）。他根據邊沁（Bentham）的觀念提到負面行動：「立法者的藝術，限於阻止可能有礙他們（立法議員）的自由和智慧發展的每一件事。」

從賽莫尼底斯到詹森

為了練習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之間的區別使用，我們來扮演先知的角色。但我們了解這不是很好的生涯選擇，除非你的皮夠厚、有很好的朋友圈、很少上網、圖書室裡有不少古諺書籍，以及如果可能的話，能從你的預言得到個人利益。從先知已有的紀錄，我們知道：在你證明正確之前，會遭到謾罵；在你證明正確之後，你會被人恨上一陣子，或者更糟的是，由於事後扭曲，你的觀念看起來像是「微不足道」。這一來，胖子東尼專心求利的做法，遠比求名更具說服力。這樣的待遇持續到現代：擁抱共產主義或史達林主義錯誤觀念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仍然很紅——他們寫的書依然擺在書店架上——而見到問題所在的政治哲學家雷蒙．阿弘（Raymond Aron）之類的人，則在被人肯定見解正確之前和之後受盡冷落對待。

現在閉上眼睛，試著想像五、十或二十五年後你未來的環境。你的想像力很可能在裡面加上我們稱之為創新、改良、殺手技術等新東西，以及從商業術語而來的其他不雅和粗鄙字詞。我們會談到，和創新有關的這些常見概念，不只在美學上令人不悅，在經驗上和哲學上也是胡說八道。

為什麼？你的想像力有可能添加一些東西到目前的世界中。很抱歉，但我將在本章中指出，這種方法十分落後：根據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概念，要把這件事做得嚴固，方法很簡單，就是將不屬於將來日子的東西從未來消除。也就是利用否定法。脆弱的東西最後一定會毀壞；幸運的是，我們能夠判斷什麼東西脆弱。正「黑天鵝」比負「黑天鵝」難以預測。

「時間有摧毀一切的銳利牙齒，」西元前六世紀詩人凱奧斯的賽莫尼底斯（Simonides of Ceos）說出這句話，或許因此開啟了西方文學愛談無情的時間效應之傳統。我可以列舉無數優雅的古典詞句，從奧維德（時間吞噬一切）到詩才旗鼓相當的二十世紀俄裔法國女詩人愛爾莎．特麗奧萊（Elsa Triolet）（「時間會燃燒，卻沒留下灰燼」）。談這件事，難免激起人的詩意，所以我正哼著譜成歌的一首法國詩，稱做「時間流逝」（Avec le temps），談時間如何抹去一些事情，連壞記憶也不例外（但它沒說的是，在這個過程，連我們也會抹去）。現在，由於凸性效應，我們可以將一些科學放進去，產生我們自己的分類法，判斷哪些東西應該會最快被無情的時間吞噬。脆弱的東西最後會毀壞——幸運的是，我們能夠研判什麼是脆弱的。連我們相信具有反脆弱性的東西，最後也會毀壞，但這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才會發生（葡萄酒愈陳愈香，但最戎u到某個點；而且，你不能將它放在火山口）。

上一段一開始所寫的賽莫尼底斯詩句，後半句加上條件繼續說道：「連最堅固的也不例外。」因此賽莫尼底斯有了這個觀念的輪廓，而且是相當有用的輪廓，告訴我們：要吞噬最堅固的東西會比較困難，所以最後才吞噬。他當然沒想到某種東西有可能具有反脆弱性，因此永遠不會被吞噬。

現在，我堅持否定法的預言方法是唯一站得住腳的：我們找不到其他的預測方式，有辦法不在某個地方變成火雞，尤其是在我們今天所生存的複雜環境中。我並不是說新技術不會現身——某樣新東西肯定會當道一陣子。目前顯得脆弱的東西，當然會被其他的某樣東西取代，但是這個「其他的某樣東西」無法預測。無論如何，你心裡所想的技術，不會是成功的技術，不管你認為它們有多適當和合用——即使你的想像力有它應得的尊重。

記得我們說過，最脆弱的東西是預測，也就是建立在可預測性上的東西——換句話說，低估「黑天鵝」的人，最後會從人群中退出。

根據這些原則，一個有趣的明顯矛盾是：比較長期的預測比短期的預測更為可靠，因為我們可以相當確定容易受「黑天鵝」影響的東西，最後會被歷史吞噬，原因在於時間會提高這種事件發生的機率。另一方面，典型的預測（不包括目前的脆弱）會隨著時間而退化；在非線性存在的情況下，預測的時間愈長，準確度愈糟。預測未來十年的電腦工廠銷售量或商品銷售商的利潤，錯誤率可能是一年預估值的一千倍。

學習減法

一個半世紀以來，有不少人研判未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景，例如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威爾斯或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等人的小說都有寫到。一些科學家或未來學家描述的未來，現在已經被人遺忘。不過，我們發現令人驚訝的一件事，是網際網路等今天主宰世界的工具，或者如第四冊所說的，將輪子裝在旅行箱等比較普通的東西，都沒有被人預測到。但是主要的錯誤並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以前的人想像的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沒有發生，但少數過度被人引用的傳聞軼事例外（例如亞歷山卓港的希羅描述的蒸汽機，或者達文西設計的攻擊車）。我們的世界看起來和他們太像，比他們所曾想像或者想要想像的更接近他們。而且，我們往往無視於那個事實——在我們預測高度技術性的未來時，似乎沒有一種矯正機制，能使我們明瞭這一點。

也許這裡面存在選擇偏誤：那些會談到未來的人，傾向於展現（不能治療和不可治療的）嗜新狂，一切只是因為他們喜歡現代。

今天晚上我將和朋友在餐館見面（小酒館已經存在至少二十五個世紀）。我將穿著鞋子走到那裡，而鞋子和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冰川中發現的乾屍在五千三百年前穿的鞋子幾乎沒有兩樣。在餐館中，我會用到銀器。這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技術，可說是「殺手應用」，因為我能用它來吃羊腿，例如將它切開，不必擔心手指頭燙傷。我會喝紅酒，而這種液體已經被人飲用至少六個千禧年。葡萄酒會倒進玻璃杯中，而我的黎巴嫩同胞說，這種創新來自他們的腓尼基先祖。如果你不同意這個來源說法，我們換個方式：他們將玻璃物品當作裝飾品銷售至少已經兩千九百年。吃完主菜，我會想要享用比較新的一種技術，稱作人工奶酪，價錢雖然比較高，但是好幾個世紀以來，製作方式並沒有改變。

要是一九五○年有人預測這些東西，他一定會想像相當不同的未來，畫面也會迥異。因此，感謝老天，我不必穿著閃閃發亮的人工太空衣，吃營養成分經過最適當調配的藥丸，同時透過螢幕和共進晚餐的人溝通。相反的，和我一起吃晚飯的人，會將經由空氣傳播的細菌噴到我臉上，因為他們並不是位在銀河另一端的人類殖民地。食物將以非常古老的技術（火）製作，利用的廚房工具和器具自羅馬人以來沒有改變（除了使用的某些金屬品質不一樣）。我將坐在一般稱為椅子（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應該說是裝飾不如高貴的埃及先人那般華麗），（至少）已有三千年歷史的東西上。而且我不會乘坐飛行摩托車前往餐館，萬一可能遲到，我會利用已有一世紀之久的技術，坐移民駕駛的計程車——一個世紀之前，移民（俄羅斯的貴族）也在巴黎駕駛輕便馬車，和今天的柏林、斯德哥爾摩（伊拉克人和庫德族難民）、華盛頓特區（衣索匹亞的博士後學生）、洛杉磯（喜歡音樂的亞美尼亞人）、紐約（多國籍）等相同。

大衛．艾傑頓指出，二○○○年代初，我們生產的自行車數量是汽車的兩倍半，而且將大部分的技術資源投入於維護現有的設備或改良舊技術（請注意不是只有中國才有這種現象：西方的都市也正積極成為對自行車友善的地方）。也請注意，最重要的技術之一，似乎是人們最少談的：保險套。說來諷刺，保險套希望看起來較少科技味；它經歷過一些重大的改良，希望愈來愈不被人注意到。

因此，首要的錯誤如下所述：我們被要求去想像未來的時候，總是有個傾向，拿現在作為基準，將過去的發展內插，然後加上新的技術和產品，以及看起來合理的東西，產生一個臆測性的命運。我們也主要在自己的願望驅使之下，根據自己當下的烏托邦想法，去表述社會——除了一些稱作災難預言家的人，未來主要將由我們的渴望所占據。所以我們會傾向於將它過度技術化，並且低估將來一千年中盯著我們瞧，像旅行箱下面的小輪子那樣的東西所展現的威力。

來談一下人們無視於這種過度技術化的現象。我離開金融業後，開始參加一些時髦的研討會。這些研討會的參與者，是致富前和致富後的科技界人士，以及新種類的科技知識分子。看到他們不打領帶，我起初相當興奮，因為生活在打領帶、討人厭的銀行家世界中，我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不打領帶的人，都不會虛有其表。但是這些研討會，雖然有五彩繽紛和光鮮亮麗的電腦化圖像和花俏的動畫，卻叫人感到沮喪。我曉得自己不屬於這裡。原因不只在於他們用加法去面對未來（不但沒有減除脆弱，反而把它加進命運之中）。原因也不完全在於他們因為毫不妥協的嗜新狂而導致視盲。過了一陣子，我才了解原因：他們極為欠缺優雅。科技思想者往往有一顆「工程心」——說得不客氣一點，他們有自閉的傾向。這種人雖然通常不打領帶，但當然會展現典型的書呆特質——主要是缺乏魅力，對物體感興趣，而不是對人感興趣，使得他們忽視儀表。他們熱愛精確，卻犧牲實用性。他們也通常缺乏文學素養。

缺乏文學素養其實是對未來發生視盲的一種標誌，因為這通常伴隨著貶低過去，而這是無條件求新的副產品。除了獨樹一格的科幻作品，文學談的是過去。我們不會從中世紀的教科書去學物理或生物，但仍然會讀荷馬、柏拉圖，或者非常現代的莎士比亞。如果不懂菲迪亞斯（Phidias）、米開朗基羅或者偉大的卡諾瓦（Canova），我們沒辦法談雕刻。這些是過去，不是未來。喜歡美學的人，只要踏進博物館，就會和前人產生連結。不管有沒有公開表現出來，他都會去學習和尊重歷史知識，即使後來拒斥它。而且過去——如同下一節所說，如果處理得當——在探討未來狗S質上，是遠比現在要好的老師。要了解未來，你不需要靠技術自閉的術語，迷戀於「殺手應用」之類的事情。你只需要這麼做：對過去展現某種尊重、對歷史紀錄表現某種好奇、渴望吸收前人的智慧，以及了解「試探啟發法」的概念，因為這些經常沒有寫下來的經驗法則，決定了能否生存。換句話說，你會被迫重視一直存在身邊的東西，也就是那些存活下來的東西。

處於最佳狀態的技術

但是技術會以自行消減的方式，消除壞技術造成的影響。

技術的最佳狀態，是在我們看不到它的時候。我深信，技術在取代有害、不自然、造成疏離，以及最重要的，本質上脆弱的前一種技術時，效益最大。今天，許多現在的應用能夠存活，是用來破壞現代化（尤其是二十世紀）的庸俗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大型跨國官僚公司中，高高在上「虛有其表的人」；與外界隔絕的家庭（核心）和電視機形成單向關係，因為有了汽車而形成的市郊社會，他們更是與世隔絕；國家居於主宰地位，尤其是好戰成性的單一民族國家管制邊界；既有媒體對思想和文化的獨裁專制，帶來破壞；只知吹牛蒙混的經濟當權機構，嚴密控制經濟觀念的發表和傳播；大公司傾向於控制現在受到網際網路威脅的市場；假嚴固被網路摧毀；以及其他許多，不勝枚舉。你再也不必「按一，聽英語」，或者在線上等候粗魯無禮的服務員，為你在塞普勒斯訂定蜜月行程。從許多方面來看，網際網路雖然顯得不自然，卻消除了我們身邊一些更為不自然的元素。舉例來說，辦理文書作業必須忍受官僚氣——這是現代化的產物——有了網際網路，和以前需要紙張檔案的日子相比，讓人覺得較為愉快。運氣稍好一點的話，電腦病毒會掃除所有的紀錄，讓人從過去的錯誤中解放出來。

即使是現在，我們也在利用技術去反轉技術。前面說過，我穿著和在阿爾卑斯山發現的前古典時期古人穿的鞋子沒有很大不同的鞋子去餐廳。製鞋業花了數十年時間，展開「工程設計」，希望造出完美的走路鞋和跑步鞋，加上各式各樣的「支撐」機制和材料，以作為緩衝，現在卻在賣模仿赤腳的鞋子——他們希望鞋子穿在腳上一點都不突兀，唯一宣稱的功能是保護我們的腳不受環境傷害，而不是像比較現代化的宣導團那樣教我們如何走路。他們賣給我們的，可以說是狩獵採集者起老繭的腳，讓我們能夠穿上、使用，然後在回到文明世界時脫掉。當一個人醒來，面對一個新維度，同時感受地表的三維空間，穿著這些鞋子走在大自然中，是相當令人心曠神怡的事。一般的鞋子感覺像是模子，將我們和環境隔離開來。而且，它們不必做得那麼不優雅：技術是在鞋底，不是在鞋子，新的鞋子可以做得既強固又很薄，讓我們的腳緊緊擁抱地面，好像打赤腳在走路那樣——我發現我最好的一雙鞋是巴西做的，外觀有如義大利生產的鹿皮鞋，讓我能在石頭上跑步，也能穿著它去餐廳吃午餐。

還有，他們或許只應該賣給我們加強防水的襪子（這正是阿爾卑斯山的古人穿的），但是對這些公司來說，獲利可能不是很高。①

平板電腦（尤其是iPad）的一大用途，是讓我們回到巴比倫人和腓尼基人在平板上寫東西與記筆記的源頭（「平板」就是這麼來的）。我們現在可以用手寫，或者用手指頭記下一些事情——想到用速記的方式寫東西，而不是透過鍵盤作為代理，便叫人放心得多。我的夢想是終有一天，用速記的方式寫每一樣東西，就像現代化之前幾乎每一位作家做過的那樣。

所以技術的自然特性，可能只是想被自己取代而已。

接下來我要說明未來如何大都存在於過去之中。

反向年齡：林迪效應

現在該來用比較技術的方式說明，所以在這個階段做個區分是有幫助的。我們來把易損的東西（人類、單一物品）和有可能永久存在的不易損東西分離開來。不易損的東西，是指不會有有機體無法避開的失效日期。易損的東西通常是個物體，不易損的東西則帶有資訊的性質。一輛車子易損，但汽車作為一種技術，已經存在約一個世紀之久（我們猜測應該會再存活一個世紀）。人類會死亡，但他們的基因——密碼——不見得會死。實體書易損——例如一本舊約全書——但內容則不然，因為可以用另一本實體書表達。

容我先用黎巴嫩方言表達我的觀念。當你見到一個年輕人和老年人，你可以相當有信心地表示：年輕人會活得比老年人久。但是對於不易損的東西（例如一種技術）來說則不然。我們有兩種可能性：兩者可望有相同的額外預期壽命（這種情況的機率分布稱作指數），或者年老的預期壽命會比年輕的要長，而且與他們的相對年齡成比例。這種情況中，如果年老的是八十歲，而年輕的是十歲，年老的生命預期會是年輕的十倍。

表六 各個領域中「年老」和「年輕」的預期壽命比較
比較預期壽命	領域	機率分布
年輕可望活得比年老久	易損：人和其他動物的生命	高斯（或者接近高斯的同一類）
年輕和年老的預期壽命相當	不易損的資訊：物種的生命	指數
林迪效應：年老可望存在得比年輕要久，時間與它們的年齡成比例	不易損的資訊：知識生產的生命、生物屬的生命	冪次法則

「你有證據嗎」的謬誤，誤將「缺乏造成傷害的證明」當作「證明沒有造成傷害」，這和一個人誤將「無疾病證據」（no evidence of disease; NED）解讀為「證明沒有疾病」類似。這和誤將「沒有證明」當作「證明沒有」，是相同的錯誤，而這樣的錯誤，往往影響受過教育的聰明人，好像教育使人在反應時更強調確認，而且比較有可能落入簡單的邏輯錯誤中。

記得在非線性的情況下，「有害」或「有利」的簡單說法站不住腳：重要的是劑量的多寡。

如何在急診室中爭論

我的鼻子曾經斷掉⋯⋯是因為走路的關係。當然是為了培養反脆弱性。那時我在相信自然式運動的洛克．勒．柯樂（Loic Le Corre）的影響下，展開我的反脆弱計畫，其中一項就是在不平的地面上走路。那真是個刺激的體驗；我覺得世界更加豐富、更加碎形，而當我拿這種地面和人行道、公司辦公室的平滑地面相比，頓時感覺那些地方像是監獄。不幸的是，我身上帶著老祖宗不帶的東西，也就是行動電話，走到半途，它蠻橫地響了起來。

在急診室中，醫生和工作人員堅持要我「冰敷」鼻子，也就是貼上冰敷貼。在疼痛中，我突然想到，大自然讓我腫脹，十之八九不是外傷直接造成的。那是我的身體對傷害的反應。我當時覺得，推翻大自然設計好的反應，對她是一種侮辱，除非我們有適當的實證測試，顯示我們人類做得更好，所以有很好的理由這麼做；舉證的責任在我們人類身上。所以我咕噥著對急診室醫生說，是不是有任何統計證據，顯示冰我的鼻子有好處，或者這只是一種天真的干預方式。

拿乳房Ｘ光攝影檢測作為個案研究來說。醫界發現，每年對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實施這種檢測，不會提高預期壽命（甚至可能使得預期壽命降低）。雖然接受乳房Ｘ光攝影檢測的婦女，因為乳癌而死亡的人數下降，但死於其他原因的人數顯著增加。我們可以在這裡發現簡單、容易衡量的醫療傷害。醫生看到腫瘤，沒辦法不做有害的事，例如在放射、化學治療或兩者都做之後進行手術——這些，對人體的傷害大於腫瘤。心生恐慌的醫生和病人很容易跨越一個平衡點；去治療不會使你死亡的腫瘤，會使你的生命縮短，因為化學治療是有毒的。我們對於癌症已有很大的偏執，往整條鏈回頭看，我們犯下稱作肯定後件（affirming the consequent）的邏輯錯誤。就算因為癌症而早死的所有人都長出惡性腫瘤，並不表示所有的惡性腫瘤都會使人因為癌症而死。大部分同樣聰明的人，不會因為所有的克里特島人（Cretans）都是騙子這個事實，就推論說所有的騙子都是克里特島人，或者從所有的銀行家都貪腐，推論所有貪腐的人都是銀行家。只有在極端的案例中，大自然才允許我們違背邏輯（稱作肯定前件〔modus ponens〕），以協助我們生存。在先人生存的環境中，過度反應是有利的。②

政治人物誤解乳房Ｘ光攝影檢測的問題，因此過度反應（所以這是將重要的決定權分散出去，不讓我們的社會受立法議員愚蠢行為影響的另一個理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是抱持這種原始心態的政治人物，竟然表示：批評乳房ｘ光攝影檢測的實用性，無異於殺害婦女。

我們可以將乳房Ｘ光攝影檢測的問題推而廣之到無條件的實驗室測試上，尋找偏離常態的差異，並且採取行動去「治療」它們。

減法使你的壽命增長

幾章之前，我們介紹過的統計學家及決策科學家馬克里達吉斯，率先發現統計預測方法有瑕疵。我和這位朋友仔細觀察資料之後，現在懷疑下面所說的事情可能出現。我們估計，縮減醫療支出某個金額（同時限制縮減的項目為非急需的手術和治療），將使大部分富有國家的人民生命增長，尤其是美國。為什麼？用簡單的基礎凸性分析就知道；只要檢視條件醫療傷害就行了：治療病情溫和的患者所犯的錯誤，使他們處於凹性狀況。而且，看起來好像我們非常懂得怎麼做這件事。只要提高醫療干預的門檻，對情況最危急的病情下手就好，因為在這方面，醫療傷害效應很小。提高這些支出，並且降低非急需手術的支出，可能使情況變得更好。

換句話說，往後推理，從醫療傷害開始到治療，而不是反過來做。只要有可能，就用人類的反脆弱性取代醫生。但是在其他的情況中，不要裹足不前，不執行積極的治療。

否定法的另一個應用是：花得比較少、活得比較長是一種減法策略。我們見到醫療傷害來自干預偏誤、肯定法、想要做點事的傾向，結果造成我們討論過的所有問題。但是且讓我們在這裡用上否定法：去除一些東西，可能是相當有力（而且實證上是比較嚴謹）的行動。

為什麼？減除沒有經過我們的進化史淬礪的某種物質，可以降低「黑天鵝」發生的可能性，同時讓我們得到改善。一旦有所改善，我們就可以相當放心，曉得它們不會有以前那種不曾見過的副作用。

所以將否定法用在醫藥上，會有許多隱性珍寶。舉例來說，勸人不要抽菸似乎是六十年來最大的醫藥貢獻。德魯恩．伯奇（Druin Burch）在《服藥》（Taking the Medicine）一書中寫道：「吸菸的有害影響，大約等於戰後以來發展出的每一種醫療干預合起來的好處⋯⋯戒菸帶來的好處，高於我們能夠治療每一種可能的癌症。」

如同以往，古人也有智慧之言。愛尼爾斯（Ennius）說：「好，主要是因為缺乏壞的緣故。」（Nimium boni est, cui nihil est mali）。

同樣的，快樂最好是用否定的概念來處理；同樣的非線性也適用於這裡。現代的快樂研究工作者（通常看起來相當不快樂）往往是由心理學家變成經濟學家（或者反過來）。他們教我們了解快樂時，沒有用到非線性和凸性效應，好像我們知道它是什麼，以及那是否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相反的，他們應該教我們了解不快樂（我想，就像那些教快樂的人看起來不快樂，教不快樂的人看起來會相當快樂）；「追求快樂」不等於「避免不快樂」。每個人當然不只知道什麼事情（例如文字編輯、通勤、不好聞的味道、痛苦、在等候室看到某本雜誌等等）使我們不快樂，也知道該拿它怎麼辦。

來談一下流傳多年的智慧。「有時營養不足會使系統恢復，」普羅提諾（Plotinus）寫道——而且古人相信清淨身體的重要（其中一種表現，是經常造成傷害，但也經常有助益的放血）。薩勒諾（Salerno）醫學學派的養生法是：心情愉快、休息和營養不足。

有個似乎是杜撰（但仍然相當有趣）的故事，談到蓬波尼烏斯．阿提庫斯（Pomponius Atticus）。他是西塞羅的親戚和書信收件人。他在生了無法治療的病之後，試圖以絕食的方法結束自己的生命和痛苦，但只成功地結束後者，因為根據蒙田的紀錄，他恢復了健康。雖然這是個杜撰故事，我還是加以引用，原因很簡單，因為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延長人們生命的唯一方式，似乎是透過限制攝取卡路里——這似乎能夠治療人類的許多病痛，以及延長實驗室動物的生命。但是如同我們在下一節所將談到的，不需要永遠限制攝取卡路里——只要偶爾（但痛苦地）禁食或許就能辦到。

我們知道，要人們接受非常嚴格的飢餓療法，讓他們的身體系統遭到震撼，可以治好許多糖尿病例——事實上，自從西伯利亞有飢餓治療的機構和休養地以來，人們經由試探啟發法，早已知道這個機制。

我們看過許多人因為去除祖先居住地中不存在的產品而受益：例如以不自然的形式存在的糖和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小麥產品（對有腹腔疾病的人來說，但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能適應在人類的飲食中添加這種新東西）、牛奶和其他奶製品（對於還沒發展出乳糖耐受力的非北歐血統的人來說）、汽水（包括健怡和一般汽水）、葡萄酒（對於不曾喝過這種酒的亞洲血統後代來說）、維他命藥丸、食品補充劑、家庭醫生、頭痛藥和其他的止痛藥。依賴止痛藥，等於鼓勵人們不用試誤法去找出頭痛的原因，而原因可能是睡眠不足、頸部緊張或者承受惡劣的壓力因子——於是他們不斷以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式的生活，摧毀自我。但是我們不必做那麼多事，只要從丟掉醫生給你的藥做起，或者更好的做法，是把醫生丟掉——正如老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所說的：「將所有的藥物都倒進海裡，對人類會比較好，但魚兒可遭殃了。」家父是腫瘤學家（也研究人類學），根據這句格言扶養我長大（實務上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不過他經常引用這句話）。

至於我自己，則拒絕吃古地中海東部區不曾有的水果（我之所以用「我」一字，是為了表示我並沒有將這件事狹隘地概化到其他人）。我不吃沒有古希臘或希伯來名稱的任何水果，例如芒果、木瓜，甚至橘子。橘子在後中世紀之後似乎相當於糖果；它們不存在於古地中海地區。葡萄牙人顯然在果阿（Goa）或其他地方發現一株甜柑橘樹，開始像現代的糖果公司那樣，培育愈來愈甜的水果。連我們在商店中看到的水果，也讓人起疑：最早的蘋果不是甜的，水果公司卻為了追求最高的甜度而培養它——我幼年時吃的山地蘋果很酸、很苦、易碎，而且比美國各商店中閃閃發亮、據說能夠讓你遠離醫生的蘋果小得多。

至於液體，我的原則是不喝少於一千年歷史的飲料——因為這麼長的時間，它的適應力才受過考驗。我只喝葡萄酒、水和咖啡。我不喝清涼飲料。我們要無知的可憐人在早餐桌上喝的橘子汁，或許是最有可能騙人的有毒飲料。透過行銷，我們說服他們相信那是「健康的」（我們的祖先吃的柑橘除了不是甜的，也不攝取不含非常大量纖維的碳水化合物。吃一顆橘子或一顆蘋果，對生物來說，並不等於喝橘子汁或蘋果汁）。我從這些例子，導出一個準則：稱作「健康」的東西通常都不健康，正如「社群」網路根本反社群，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體，通常是無知的。

我要根據自己的經驗補充說，我個人的財富顯著躍增，是靠去除討人厭的刺激物達成的：日報（單單提湯瑪斯．佛利曼〔Thomas Friedman〕或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等脆弱推手新聞人的名字，我就一股無明火快要爆炸了）、主管、每天的通勤、空調（但不是指暖氣）、電視、來自紀錄片製片廠的電子郵件、經濟預測、股市新聞、健身房的「力量訓練」機器，以及凡此種種。③

表七 倫理和基礎不對稱
沒有切身利害	有切身利害	為了他人而承受切身利害，或者心口合一
（留住上檔利益，將下檔損失移轉給他人，犧牲其他某個人，而擁有隱形選擇權）	（留下自己的下檔損失，承受自己的風險）	（代替別人或普世價值而承受下檔損失）
官僚	公民	聖人、騎士、戰士、士兵
隨口說說（胖子東尼的術語叫「閒扯淡」）	行動，不閒扯淡	惜言如金
顧問師、詭辯家	商人、企業人士	先知、哲學家（以現代之前的意義來說）
企業	工匠	藝術家、若干工匠
企業高階主管（穿西裝）	創業家	創業家╲創新家
理論家、資料採擷者、觀察性研究	實驗室和現場實驗	自行其是的科學家
沒有切身利害	有切身利害	為了他人而承受切身利害，或者心口合一
集權式政府	城邦國家政府	自治市政府
編輯	作家	偉大的作家
做「分析」和預測的新聞人	投機客	承受風險，揭發（力量強大的政權、企業）弊案的新聞人
政治人物	行動主義者	反叛者、異議者、革命者
銀行家	交易員	（他們不參與庸俗商務）
脆弱推手教授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胖子東尼	尼洛．屠利普
風險販子		納稅人（不是相當自願性的心口合一，但他們是受害人）

或者

專業→倫理（和信念）

在胖子東尼和蘇格拉底開始辯論之前，兩人相遇的第一分鐘，尼洛就很感好奇，因為他們存在的時間相差約二十五個世紀。要找出我們的實體環境中，最令蘇格拉底驚訝的元素，可不簡單。胖子東尼對尼洛的歷史知識不怎麼尊敬，卻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尼洛投機性地答道：「最有可能的元素，是現在沒有奴隸。」

「這些人不曾自己動手做過一點小小的家事。因此不妨想像蘇格拉底小腹凸出，雙腿細長，那副醜樣，正想著僕人不知在哪兒。」

「但是，尼洛．屠利普，現在仍有奴隸啊，」胖子東尼脫口而出。「他們往往打著稱作領帶那種精巧的玩意兒，用來顯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尼洛：「東尼先生，一些打領帶的人可是非常富有，甚至比你有錢。」

東尼：「尼洛，你這個冤大頭，別被金錢愚弄，這些只是數字。自主是一種心態。」

有錢卻不能獨立自主

有一種現象，稱作跑步機效應，和我們見過的嗜新狂類似：你需要賺更多的錢，才能待在相同的位置。貪婪具有反脆弱性——但貪婪的受害者不然。

回到財富會使人更為獨立的冤大頭問題上。看看現在發生的事，我們根本不需要更多的證據：我們說過，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不曾那麼富有，卻也不曾背負那麼多債務（對古人來說，背負債務的人不自由，身陷束縛之中）。「經濟成長」也不過如此。

在地方的層級，我們好像是在某個環境中社會化，因此就像在跑步機上跑步。與其搬到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去住，隔壁有一棟二千萬美元的豪宅，主人肯砸下百萬美元辦生日宴會，相形之下使你變成窮人，不如待在原地不動更好。而且，你會愈來愈依賴你的工作，尤其是當鄰居得到納稅人贊助，從華爾街撈取一大筆紅利時。

這種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坦塔羅斯（Tantalus），遭受無止境的懲罰：他站在一株水果樹下的水池裡，每當伸手去摘果子，樹就移開，每當他想要喝水，水就退去。

這種一山望一山高階級，正是現代生活的寫照。羅馬人有他們的一套，能夠避開這種社會跑步機效應：大部分社交生活發生在恩主和比較不幸的門客之間。門客因為恩主的慷慨而受益，也在他的餐桌上吃飯——遇到麻煩時，更需要他的幫忙。那個時候沒有福利，也沒有教堂分發善款：每一件事都是私底下進行的（前面提過的塞內加所寫《論恩惠》，談的正是在這些情況之下，一個人應該負起的責任）。人們很少暴露在其他的大戶人家面前，就像黑手黨頭目不和其他的黑手黨頭目社交，只和自己的兄弟往來。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在很大的程度內就是這麼生活的。他們是地方上的地主和政治人物；權力隨著一小群的依賴者而來。鄉下的地主需要偶爾「開放房子」，並且開流水席讓人自行享用財富的果實。另一方面，宮廷生活會使人腐敗——貴族來自各地，現在卻被比了下去；他面對生活更加奢華、講話更為詼諧的人，承受著必須自抬身價的壓力。在都市中會失去身分地位的人，能在鄉下保有身分地位。

你不可能相信站在跑步機上的人。

專業人士與群體

一個人可以在一段灌輸階段之後，迅速成為一種專業的奴隸，針對任何主題發表的意見，出發點都只是為了自己，因此對群體來說變得不可靠。這是希臘人對專業人士有意見的原因。

我最初找的工作之一，是在華爾街一家公司工作。上班幾個月之後，常務董事把我們叫過去，說有必要捐錢給幾位政治人物，並且「建議」從收入提出一定的百分率。他說，那些政治人物「不錯」。所謂「不錯」，是指對公司的投資銀行業務不錯，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會在立法上幫忙，保護公司的業務。要是我曾經這麼做，在倫理上就再也沒有立場，能夠振振有詞「為大眾」發表政治意見。

在爭辯了好幾個世紀的一個故事中，雅典的狄馬德斯（Demades the Athenian）譴責某個人買賣喪葬用品，理由是他只能靠許多人的死亡賺取利潤。蒙田重新講述塞內加在他的《論恩惠》中所提的論點，指出這麼一來，我們就有責任譴責每一項專業。他表示，商人只能靠年輕人的墮落增進業績，農民依賴穀物價格變貴，建築師依賴建築物倒塌，律師和司法官員依賴人與人之間互打官司和發生爭議。就算是朋友，醫生也不會因為別人身體健康而高興，士兵不希望國泰民安等等。更糟的是，我們如果進入一個人的內心，去看他不為外人道的想法與動機，一定會見到他的願望和期待，幾乎總是犧牲別人以成就自己的目的。

但是蒙田和塞內加有點太過著重自私自利，錯過了某件相當重要的事情。他們顯然了解經濟生活不見得需要依賴利他的動機，而且群體的運作不同於個人。叫人驚訝的是，塞內加生於亞當．斯密之前約一千八百年，蒙田則早亞當．斯密約三百年，所以他們的思想存有對人的根本不誠實感到某種程度的痛恨，令我們印象相當深刻。自亞當．斯密以來，我們曉得群體不需要靠個人的善行，而且自利可以是成長的推動力量。但是所有這些，並沒有使一個人對群體表達個人意見時，變得比較不可靠。可以說，他們參與了別人的切身利害。

除了切身利害，蒙田和塞內加漏掉的一點是：一個人可以和公共事務劃清界線。他們錯過了代理問題——雖然透過試探啟發法而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例如漢摩拉比，黃金準則），但這不是他們意識中的一部分。

重點不在於靠一種專業營生，本質上是壞的；而是要說，這種人在處理公共事務上，也就是和別人有關的事情時，自然而然就值得懷疑。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自由人的定義是指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是能夠自由運用時間的副產品。

以這個意義來說，自由只是真心誠意表達政治意見的問題。

希臘人把世界分成三種專業：工藝、武術、農耕。後面兩種專業，也就是武術和農耕，適合紳士從事，主要是因為它們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利益，而且和群體的利益不發生衝突。但是雅典人鄙視工藝，也就是那些躲在暗室中製作物品的工匠——一般來說，他們坐著做事。在色諾芬看來，這種技藝會使工匠的體力退化，令他的精神衰弱，使他沒有時間留給朋友和城市。這種狹隘的藝術，將一個人侷限在工作室，使他的興趣變得狹窄，只顧本身的福利；武術和農耕則給人較為寬廣的空間，因此便有時間照顧朋友和城市。色諾芬認為，農村是其他技藝之母和護士（古人沒有公司；如果色諾芬活在今天，他會將對工匠的不信任，移轉到對企業員工的不信任）。

阿拉伯和希伯來有句俗話說：「自由之手是一具天秤。」但是人們並不十分理解自由的定義：自由的人有自己的意見。

在梅特涅（Metternich）看來，人文起於貴族階級；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也是一樣，但形式不一樣，在二十世紀英國人崛起之前，人文是起於閒散的自由人，也就是不被工作占據的人。它的意思不是不工作，而只是說不從你的工作得到個人和情感上的認同，並將工作看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比較像是一種嗜好。就某方面來說，你的專業和你的認同之間的關係，不像其他特質那麼重要，例如你出生於何處（但也可能是其他東西）。×錢讓米利都的泰勒斯能夠衡量本身的真誠。對斯巴達人來說，一切都和勇氣有關。對胖子東尼來說，人文起於「自主」的層級。

我們的發福朋友所說的自主，遠比思想上的老前輩更為民主。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意見是你自己的。而且這和財富、出身、智慧、外表、鞋子的尺寸無關，而是和個人的勇氣有關。

換句話說，在胖子東尼看來，這是非常明確的自由人定義：你無法逼他去做他本來不會做的事。

想想從雅典的精明跳躍到布魯克林的精明：如果對希臘人來說，只有時間自由的人才能自由表達意見，那麼對我們的發福朋友和顧問師來說，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自由表達意見。懦弱是天生的，不是後天造就的。不管你讓他們多麼獨立，不管他們多麼富有，他們依然懦弱。

抽象的現代單一民族國家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不同，還有另一個面向。在古代的城邦國家，或者現代的市政府，羞恥是對違反倫理的懲罰——這使得事情更為對稱。充軍和放逐，或者更糟的是，貝殼流放（ostracism），是十分嚴重的懲罰——人們並非自願遷徙，而且認為被連根拔起是件可怕的不幸。在巨大的神聖單一民族國家等比較大的有機體中，面對面的接觸扮演比較不重要的角色，社會的根，或者羞恥，不再履行它的懲戒任務。我們需要將它重新建立起來。

而且，除了羞恥，還有在特定環境中的友誼、社會化，也就是成為興趣和群體不同的某個團體中的一員。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英雄克里昂（Cleon）主張在接管公共事務的時候，公開斷絕和朋友的關係——他付出的代價，是遭到歷史學家謾罵。

一個簡單、但相當激烈的做法是：出任公職的任何人，以後從任何商務賺到的錢，都不能高於待遇最高的公僕的收入。這就像是自動設定的上限（如此便能防止有些人利用公職，作為累積資歷的臨時落腳處，然後前往華爾街賺取數百萬美元）。這一來，清廉之士才會進入政府。

正如克里昂遭到咒罵，在現代世界中，做正確事情的人，似乎遇到反代理問題：為公眾服務，卻會遭到抹黑和羞辱。行動主義者兼代言人的納德便因為汽車工業緊咬不放，遭遇不計其數的抹黑。

最後，這張圖顯示為何競爭性的「精明」（而不是偽裝成精明的複雜），相較於實務工作者渴望最適化的簡單是有害的。

脆弱性移轉定理：

請注意脆弱性移轉定理，

凸性暴露（在某個範圍內）←→（在某個點之下）喜歡波動

（波動和混亂聚落中的其他成員），以及

凹性暴露←→不喜歡波動

脆弱性圖示

在時間系列空間中

圖二十 隨著時間流逝而呈現的兩種脆弱性。這是具有代表性的系列。橫軸表示時間，縱軸表示變異。這可用於任何東西：健康指標、財富的變動、你的快樂等等。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時候，利益和變異很小（或者沒有），偶爾出現很大的不利結果。不確定可以造成重擊。請注意損失隨時可能發生，並且超越之前累積的利得。第二型（左圖）和第一型（右圖）的不同，在於第二型並沒有從不確定得到很大的正效益，而第一型有。

圖二十一 只是強固而已（沒有反脆弱性）（左圖）：隨著時間的行進，變異很小或者沒有。不曾出現大變異。反脆弱系統（右圖）：不確定帶來的利益遠高於造成的傷害—和圖二十的第一圖恰好相反。

用機率來看

圖二十二 橫軸代表結果，縱軸代表它們的機率（亦即它們發生的頻率）。強固：正結果和負結果都很小。脆弱（第一型，非常少見）：可以帶來很大的負結果和很大的正結果。為何少見？在經驗上，對稱非常少見，可是所有的統計分布往往用它來簡化。脆弱（第二型）：我們見到很不可能發生的大下檔損失（經常隱藏起來且為人忽視）、小上檔利益。發生嚴重不利結果（左）的可能性，遠高於發生非常有利的結果，因為左邊比右邊還要厚。反脆弱性：大上檔利益、小下檔損失。有可能出現很大的有利結果，很大的不利結果比較少發生（如果不是不可能發生的話）。出現有利結果的右「尾」比左尾要大。

從低估赤字而來的凹性偏誤或負凸性偏誤是 −1125億，因為½{B(8%) + B(10%)}= −3120億，不是−2000億。這正是反點金石的情況。

圖三十七 非線性轉換讓我們能夠察覺模型凸性偏誤和脆弱性。本例說明：將失業率隨機化，以蒙第卡羅（Monte Carlo）法，模擬政府赤字這個左尾隨機變數得到的長柱圖；政府赤字是個凹函數。點估計法假設狄拉克（Dirac）一直維持在−200，因此低估期望赤字（−312）和它的尾部脆弱性（摘自Taleb and Douady, 2012）。

應用：李嘉圖模型和左尾——葡萄酒的價格是會變動的

將近兩百年來，我們一直在談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所說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觀念。簡單的說，這是指一個國家應該根據它生產葡萄酒或成衣，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而訂定某種政策。假設一個國家既擅長於生產葡萄酒，也擅長於生產成衣，而且比它可以自由貿易的鄰國生產得更好。那麼明顯的最適策略，將是專心生產葡萄酒或成衣，視何者最好並能將機會成本降到最低而定。這一來，每個國家都會很快樂。經濟學家保羅．薩繆遜（Paul Samuelson）所做的類比是：如果某個人碰巧是鎮內最優秀的醫生，也是最優秀的秘書，那麼他最好當收入較高的醫生——因為這能將機會損失降到最低——並讓別人當秘書，自己再向人購買秘書服務。